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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化老子之智为法家之术 2017年02月06日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7-02-09 14:46:09|  分类: 哲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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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史记·老子列传》,世人多有疑问。史迁将老庄放在一起,自是恰适、熨帖。其将韩非等一并归入老子门下,缘何?须知,一则,韩非本是大儒荀子的弟子;二则,世人已习惯于将韩非视为激进的法家。无论作为儒家的传人还是激进的法家,韩非似乎都与恬淡无为、见素抱朴的老子哲学相距甚远。事实上,此“疑”乃是后人不理解韩非之学所造成。倘若真正通晓韩非之学,当服膺史迁的卓越洞见。

  注解《老子》第一人

  人们一般认为,老子之后有庄子,一如孔子之后有孟子,此看法自有其理,但总体观之,又稍显狭隘,并不完备。考之于学术发展史,孔子之后,非但有孟子,还有荀子。虽然孟荀思想相左,一倡性善,一倡性恶,然二者分别发挥孔子之仁、礼,皆有功于儒学。与此类似,老子之后,非仅有庄子,亦有韩非。如果说庄子发扬其“自然无为”的绝对不干涉主义,逍遥于世,那么韩非则以老子思想为根本,走向另一个极端,显扬了“绝对干涉主义”思想。二者思想、学说虽大相径庭,但皆有助于老学的显扬与传播。当然,韩非对老学思想的“法家诠释”亦让老子蒙受“阴谋家”的不白之冤。

  韩非深得老子思想之精义,表现于其《解老》《喻老》中。韩非乃先秦诸子中专门注解老子第一人,庄子虽得老子之奥义且善于发挥老子思想,但至少在形式上并无注解《老子》的专门之作。韩非则不然,其《解老》《喻老》可谓研究老子的开山之作。梁启超曾言,韩非之《解老》,足以说明“其哲学思想根源于老子”。民国时期《老子》研究专家陈柱亦言,“《解老》《喻老》,此二篇为解《老子》最古之书,最可宝贵”。

  深得老子思想精义

  《解老》《喻老》较接近老子,所用文本似乎亦更可靠,以至于后人尝用韩非之引文来订正今本。譬如关于《老子》第五十三章,今本(即王弼本)为:“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货财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对于“盗夸”,王弼的解释是“举非道以明非道,则皆盗夸也”。就含义而言,王弼此解无疑过于牵强。韩非《解老》引《老子》文,非为“盗夸”而是“盗竽”,韩非注解为:“竽也者,五声之长者也。故竽先则钟瑟皆随,竽唱则诸乐皆和。今大奸作则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则小盗必和,故‘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货财有余,是谓盗竽’。”韩非用“上有所求,下必甚焉”的方式解释之,无疑更合乎老子原义。故而,“盗竽”可以订正“盗夸”之误。

  韩非对《老子》的解释,亦颇精当。《老子》第五十六章曰:“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有十三。”王弼的解释是:人之生、人之死及人处于生死之地,各占十分之三。此种解释固然凸显了生、死及生死之地的机会均等性,但老子何以以十分之三而非其他数据来统计之?王弼的解释虽流传千载,且获得普遍认同,然若深究,则未免令人生疑。反观韩非的解释,似更符合老子原义。韩非解释说:“人之身三百六十节,四肢,九窍,其大具也,四肢与九窍十有三。”其意谓:人无论生、死还是“动之死地”,都是这“十有三”(即四肢与九窍相加)。这“十有三”是一个整体,只要是人,不管你做甚、处于何种状态,皆是这个整体。陈柱认为此解“‘十有三’是何等的确切”。奈何胡适等人认为韩非“生之徒十有三”为极无道理,遂使韩非之解尘封于文献之中而鲜为人知。

  可见,无论《解老》《喻老》所涉及内容还是其具体“注解”,皆表明韩非对老子所下工夫之深,并得老子之真髓。

发挥老子治世思想

  即便从法家角度来看待韩非,其“刑名之术”亦从老子的“无为哲学”中“化”出。当然,韩非的“道”与老庄有所不同。老子之“道”以“观自然”的冷峻之智看待国家、人生,庄子之道以逍遥心态而“任自然”,韩非则化老子的自然之“道”为具体的“南面之术”。民国学者李源澄曾言,“道家南面之术,得韩(非)而益明”,可谓卓见。韩非自觉地将老子“道法自然”超越之智转化为具体的操作之术——刑名之术。在他看来,“道”或“自然”(此已非老子的自然之道)乃君主治国的根本大法,就“理”而言,君主治理臣民本是天经地义的自然之道;就方法而论,君主治国、用人亦须用自然无为乃至虚静的方式。

  在《主道》中,韩非曾发挥老子之道,并将之转化为“术”:“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令,令名自命也。”若治理国家,君主须仿效大道那样清静无为,唯其如此,方可使臣下不能探测君主的心意,从而杜绝他们窥窃君权的欲望。同篇谈及君主对臣下的态度,亦云:“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暗见疵。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其意为,君主运用道时,应采取虚静态度来观察臣下的过失,既做到心中有“数”,不为臣下所蒙蔽;同时又不能为群臣所探知,而表现为“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之大智若愚的态度,这样君主才能“谨执其柄而固握之”。韩非此主张与其师荀子可谓针锋相对。荀子《正论》曰:“主道……利宣不利周”,主张君主治国应该表露而非隐藏自己的观点,君主应以诚待人。可见,韩非虽受学于荀子,但骨子里却是道家的主张。

  韩非剑走偏锋

  《韩非》一书所论君主治国之“法术”,几乎随处可见,若在老子立场,韩非之失亦随处可见。老子之学本为“天下”之治,韩非却剑走偏锋,专为帝王服务,其为君主所开“阴柔之术”未免使老子蒙上“阴谋家”的不白之冤。不过,尽管韩非之“术”存在一些负面影响,但我们亦不能否认《老子》哲学中确实含有这种思想。在某种意义上,韩非在政治领域确实发扬了老子的哲学精神,当然,他是以片面地、为帝王服务的姿态发扬之。从《韩非》的治国方术来看,在特定时期亦是极其有效的,秦始皇读其书曾有叹为观止之感慨。难怪严复曾说:“在今天要谈救亡图存的学说,我想只有申不害、韩非子大致可用”,章太炎则有“半部《韩非子》治天下”之感慨。

  最后,我们亦须明晓韩非何以会采用如此阴柔的权谋之术。盖韩非所处战国之乱世,法度不明,是非不定,君主之治凭其喜怒。韩非目睹国家衰亡,数次纳谏终被拒绝,郁郁不得志,未免情志愤郁、愤世嫉俗。然其心志仍然在“治”国,为破解“国衰民乱”之现状,遂化老子之智为法家之术,于是有十万余言的惊世之作,以寄希望有明君之治。若明晓此因,当知其心境是何其悲凉!其用心又何其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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