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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義發微 光明日报 2016.6.13 国学版  

2016-06-14 14:34:05|  分类: 哲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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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這個詞﹐因其“微不足道”而常被當代學人“漏”過。殊不知﹐在中國古典哲學中﹐“幾”亦是一重要概念﹐亦有其相應的地位。祗是﹐由於該“詞”有時並非以“廬山真面目”的本來形式出現﹐而是改頭換面﹐漸行漸遠﹐以至於現代哲學領域中﹐很難看到關於“幾”的相關研究。

 

  就哲學意義來追溯“幾”之淵源的話﹐最早的文本記載似乎應屬《周易》。《周易》有四處涉及“幾”。第一處是屯卦六三爻辭﹕“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第二處出於《周易?繫辭》﹕“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第三處亦出自《周易?繫辭》﹕“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第四處出於《周易?文言》﹕“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言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統觀四處“幾”義﹐可知﹐《易傳》中的三處﹐即《繫辭》兩處與《文言》一處之“幾”﹐其義基本相同﹐可理解為“細微”﹐引申為“未兆”或陰陽未分(陰陽不測之謂神)。老子所謂“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之“未兆”亦此義。因其細微不可測﹐還未顯現﹐猶如人之“七情未發”之狀態﹐故不可判﹑不可知。

 

  關於第一處的“幾”之義﹐則有爭議。學術史關於“君子幾﹐不如舍”之“幾”的解釋主要有三﹕

 

  王弼給出的解釋是“幾﹐辭也”﹐他認為“幾”是個語氣詞﹐無實義。

 

  鄭玄注本“幾”作“機”﹐其解釋以《爾雅?釋器》為根據﹐認為“機﹐弩牙也”﹐可引申為“樞機”。按《說文》﹕“主發謂之機。”

 

  虞翻的註解較另類﹕“幾﹐近﹔舍﹐置﹔吝﹐疵也。”其將“幾”解釋為“近”是從卦象出發﹐因三爻與上爻(上爻爻辭為﹕乘馬班如﹐泣血漣如)對應﹐故“雖近應止”。

 

  三種解釋﹐無論從文義還是象術之理﹐王弼的註解似不可取。“幾”應為實義詞﹐否則﹐文句不通。王弼此解﹐與其“得意忘象”理路有關﹐蓋漢人對周易過度解釋﹑附會﹐一字甚至用萬字解釋﹐過於冗長煩瑣﹐故王弼暢言義理而一掃煩瑣之象。其“掃象”說雖有極大貢獻﹐但此處將“幾”忽略﹐不妥。

 

  虞翻的註解﹐主要從象術理論出發來闡發“幾”之含義﹐以“近”解“幾”﹐自有其理﹐然就詞義而言﹐確實過於“跳躍”。

 

  鄭玄的註解﹐較嚴謹﹐符合語義。其一﹐按古音韻學“同音相通”的原則﹐幾﹑機同音﹐則義應相通﹐因此﹐將“幾”解釋為“樞機”是可行的。自然﹐“樞機”在此文句中﹐可引申為“思索”(心機)﹔其二﹐作為“未發之機”的“樞機”又是精微﹑不可測﹑不可控的﹐因此其與《系傳》三處“幾”之義(動之微)相貫通。鑒於上述理由﹐就屯卦六三爻辭的解釋而言﹐筆者取鄭玄說。

 

  周易之所以重視“幾”﹐在於“幾”是似動非動﹑若有若顯的細微狀態﹔然而﹐它雖細微﹐卻關乎事物未來的發展走向﹐故孔子言“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由於其細微不可知﹐故孔子又曰“知幾其神乎”。《繫辭》又有“陰陽不測之謂神”之說﹐可見知“幾”之重要。然而﹐饒有興味的是﹐自孔子後﹐近一千六百年﹐似乎很少有人再討論“幾”這個概念﹐至少表面上如此。直到北宋周敦頤《通書》﹐“幾”方重新浮出水面。

 

  周子《通書》承接《中庸》“誠”之傳統﹐重返先秦﹐並由此開啟新儒學之濫觴。他認為“誠”的關鍵﹐在於“幾”。誠如其言﹕“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周子把“幾”作為成聖的關鍵﹐可謂深得孔子之真髓(孔子繫辭談幾較多)。不過﹐這個“動而未形﹑有無之間”的“幾”在周子那裡並非一個空概念﹐而是意味著“工夫”。什麼工夫呢﹖答曰﹐心性實踐的工夫。按牟宗三先生的說法﹐“幾”在周子那裡﹐就是“意念的發動”﹐“落在生活上講﹐‘幾’就是意念”。一個人可能無法直接控制外物﹐但卻能通過自我修養滅除不好的念頭﹑動機而達到對外物的“控制”。譬如﹐見到自己喜歡的東西﹐人產生一種佔有欲也是人之常情。但假若這種“佔有欲”過於強大乃至“啟動邪念”時﹐那麼此時的人則為“物”所控制而“著魔”﹐進而化為習氣﹑行動﹐將可能走上違反道德乃至犯罪的道路。倘若﹐人們在這個時候用功﹐把“邪念”轉換為“善念”﹐那麼就可能通過“正念”而擺脫外物的控制。此即周敦頤所謂的“幾動於此﹐誠動于彼”的內涵﹐這個“轉念”或“滅念”的工夫就是“幾”的工夫﹐亦即心性實踐的工夫。

 

  關於周敦頤的“幾”﹐牟宗三先生曾這樣評價﹕“周敦頤的工夫是從《尚書?洪范》‘思曰睿﹐睿作聖’說起﹐真正做工夫的時候﹐從‘幾’上下手。‘幾’是《易傳》的概念﹐《論語》《孟子》沒有講﹐但這樣講很親切。”對於前半句﹐筆者自服膺之﹐但對於後半句﹐似還應有些補充。

 

  就文本內容而言﹐表面看來﹐《論語》《孟子》確實沒有明確探討“幾”的概念(孔子明確談“幾”主要在《易傳》﹐孟子似未涉及)﹐然而事實上﹐孔孟無時無刻不再談“幾”。按音韻學的“同音相通”的原則﹐幾﹑己相通﹐從訓詁學的意義上﹐“幾”通過“己”又可轉化為“心”。那麼﹐孔子所談的“克己復禮”之“己”豈非“幾”哉﹖“幾”﹐微也﹐幾也﹐蓋之所以所能夠體會之﹐則在“己”也﹐故孔子要人“克己”﹔又﹐“己”者﹐“我”也﹐在人曰“心”﹐由此孟子將“幾”轉化為“心”﹐故要人正“求其放心”﹑養心。至若《大學》之正心﹑誠意﹐更是強調意念﹑心性之“幾”的工夫。由此可知﹐孔子之“仁”(克己)﹑孟子之“心”尤其強調了“幾”的工夫。須知﹐克“己”的工夫做到極處﹐便是心體透明﹑無渣滓的澄明之境﹐乃是《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的“中和”之狀﹐用《易傳》的話講﹐就是“陰陽不測之謂神”。由此可知﹐儒家的學術精神乃“一以貫之”的﹐“幾”的觀念一直在傳承﹐宋人的“窮理居敬”即是在“幾”的工夫。難怪具有“明季四公子”之稱的方以智將“中學”稱之為“通幾”之學。

 

  其實﹐何止儒家談“幾”﹐道家亦談“幾”﹐老子的“未兆”說暫且不論﹐莊子所談的“機”心之“機”豈非“幾”哉﹗按同音相訓的原則﹐“幾”通“機”也﹐“機心”亦是“幾”(意念)的組成內容。《齊物論》純然是滅念﹑去執的工夫﹐何嘗不是“幾”的工夫﹖至若佛家學問傳來﹐通體是“滅念”“去執”的工夫﹐即“幾”的工夫。由此可知﹐最初以“幾”出現的心性哲學何曾離開中國哲學半步﹐它只不過以“機”“念”“己”等別樣的概念出現而已。

 

  因此﹐今天我們講中國古典哲學﹐須注意兩點﹐即在實踐上﹐要強調“幾”的道德修養工夫﹐善於培育善念﹐讓不好的念頭滅散于萌芽期﹔在學術上﹐要加強“小學”工夫尤其音韻﹑訓詁﹑字形等的學習。正如章太炎先生所言﹐倘若我們祗是發表自我的思想﹐和古人完全絕緣﹐那大抵不必研究小學﹔“倘仍要憑藉古人﹐或引用古書﹐那麼不明白小學就要鬧笑話了”。此亦可算得上辨別“幾”義的“額外”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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