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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绿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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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谈哲学的“有法可依” 《中国研究生》 2016年第11期  

2016-12-23 15:09:40|  分类: 哲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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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哲学家的水准,不必要他提供一套复杂的理论体系,只须问他“什么是哲学”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即可“将”它一军。确实的,如果我们向自然科学家问询诸如何为数学、何为物理、何为植物学等问题,大抵可得到较严格、清晰的确定性答案;然而,对于“哲学”的概念,则众说纷纭、五花八门,似无定则,可以说有多少哲学家就有多少哲学定义。且不说历史上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尼采、叔本华……那些“洋哲学家”给哲学下的定义是如何不同,现当代的本土哲学家对哲学下的定义也够多的。譬如,当下国内某知名学者以为,哲学是讲“理”的学问。乍听起来,确实有一定道理,但细琢磨起来,又不尽然。哲学固然要讲理,但又不能停留在讲理。倘若此,那讲歪理的“诡辩”和“抬杠”算不算哲学?“胡搅蛮缠”算不算哲学?冯友兰先生则认为哲学是“能讲出道理的道理”,冯先生是大家,比纯粹的“讲理”哲学高了一个层次。冯氏以为,仅学会讲道理还不成,还必须探究“讲道理”背后的道理。当然,在逻辑哲学家那里,哲学可能就是推究知识的“逻辑”了,罗素认为,哲学就是研究逻辑。站在其知识本位,也讲得通。

众说纷纭的哲学定义固然凸显了哲学“无定形”的自由特性,另一方面这种缺乏“统一内涵”的定义又势必降低了素有“精神王冠”之称哲学的高贵品质。因为自古以来,几乎所有哲学家都有一个最大的隐秘渴望,那就是要讲普遍性:要把真个宇宙统一起来——只有统一起来,人类对这个世界才可以有一个理解。然而,这个普遍性是最难讲的,因为普遍性是对着宇宙讲。十个指头尚且还伸不齐,而哲学家却卯足劲要让整个宇宙都“齐”起来,其难度自然匪夷所思。了解哲学史者当知,“普遍性”哲学走到今天,很难再走下去了。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黑格尔,他曾建立了一个辉煌而庞大的哲学体系,熟料想,其建成之时亦是倒塌之日。甚至因为体系的原因,黑格尔本人甚至被后学被当成“死狗”对待。但哲学家又着实过不了“普遍性”这道坎,尤其忍受不了“分崩离析”的世界之乱象。于是上世纪初,德国哲学家胡塞尔又旧话重提,试图从纯粹的意识那里下功夫,发愿要把哲学作为一切科学的根基。现在看来,这个统一,很大程度上是胡氏的一厢情愿,尽管胡氏的“现象学”开出了存在论、解释学诸流派,且引起了一定的影响,但毕竟不能包治百病。更具反讽意味的是,后期存在主义者萨特否认了本质(普遍性)的存在,走向了问题的反面,这是胡塞尔始料未及的。

当然,“普遍性哲学”之难还使得一些人“改弦易辙”,譬如逻辑实证学派试图以语言分析的方式来取消哲学(普遍性),认为哲学研究的“形而上”的问题根本就是“伪问题”,诸多哲学命题不过是一群没有意义的句子。在分析哲学家那里,他们把一切交付给逻辑与实证,在此锋利的“奥康剃刀”下,不但诸多哲学疑难命题被瓦解,而且作为形而上之哲学似乎已经“寿终正寝”了。譬如,“本体”,自然界中是找不到与之对应的“东西”,故而是无意义的。现在看来,语言分析学派未免过于固执且轻狂,仅凭一个语言分析是难以打到哲学的,且不言其思路正确与否,只看一个简单事实,难道说两年多年来人类那些最富智慧的脑袋都是白吃饭的!再说了,逻辑实证主义过于迷恋语言自身的能力。魏晋时期就有言意之辩,语言未必能尽意,怎么能随随便便地把语言所指涉不到的东西轻易给否定了呢?自然,我们承认分析哲学对认知科学有重要的意义,但同时必须承认,其对价值、意义之消解所造成的危害同样巨大。人毕竟不能够仅仅生活在无意义、无价值的物质世界中,人的灵性需要精神的寄托、安慰,人之灵性特点确定了人有自我提升的需求、有超越于自然生命以上的诸种精神境界的追求。哲学的问题最终仍需哲学地解决,而不是用“机巧”的分析方式来“逃避”或简单否定。“鸵鸟政策”不过是自欺欺人之举。一句话,哲学不是一个语言分析学派想否定就否定了的。对此,现代大哲牟宗三先生认为无论欧洲大陆的现象学、存在主义还是英美分析哲学,皆过于纤巧,缺乏一种大气磅礴的元气:“哲学哲学都有小技巧,弯弯曲曲、煞有介事,好像里面有很多东西,其实贫乏的很,一无所有,尽说废话。”(牟宗三,《四因说演讲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页)有东方诗哲之称方东美先生(虽然在哲学主张上同牟先生大异其趣,但在看待西方哲学的态度上亦有此慧解)同样认为现当代的西学过于工巧。笔者亦曾用近十年的功夫研读现象学、存在主义,但最终感到钻研上述之“学问”颇似捧在手中的沙子,愈是用力,手中所获就愈少,甚至原有的靠中国哲学积聚起来的“精气神”也沉陷于虚妄之中,生命亦益发轻飘起来。亦正是在这种不断思索中,笔者理解了熊十力先生为什么把佛家的“唯识论”掺入《周易》乾坤之精神,进而将之转化成了儒家的文本;亦渐次理解缘何研究了一辈子的西哲的老先生晚年开始向中哲回归。

今天,不管你承认与否,哲学界确实面临着诸多问题。非但原有的普遍性问题依旧笼罩在我们的头顶,而且众说纷纭的哲学主张亦多大众造成困惑,使得人们对哲学是否有其“定则”(核质)产生困惑乃至怀疑。不少人甚至认为,失去“定则”的哲学不过是几个聪明脑袋在那里打架,以便“挑起事端”,让哲学的“话语”继续说下去。这,未免亵渎了哲学。

哲学毕竟还是应该“有法可依”的,这个根本大法或曰“定则”当然不再拘泥于能否构建“普遍性”之体系,而首先在于哲学家自身能否做到“知行合一”,能否实现道德实践智慧之证成。若以此观之,古希腊人对哲学所下的“爱智慧”之定义是大抵不差的。什么是爱智慧呢?爱智慧即追求智慧,追求智慧乃意味着去“实践”智慧,其中,实践智慧的最高规格在于向往最高的善。苏格拉底给别人讨论了一辈子哲学问题,但他始终把实践至善放到第一位。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以至于他以生命来殉道;西方后世哲学家如斯宾诺莎、康德诸人,莫不如此,皆把伦理学(至善)置于制高点,且能做到“知行合一”,这是才哲学家的最动人之处。事实上,语言哲学大师维特根斯坦虽然承认在语言分析中没有伦理学的地位,但他同样承认伦理道德的伟大,并且终生都不亵渎它。更耐人寻味的是,维特根斯坦本人的道德实践亦堪称楷模。看来,语言分析学派的开山大师并不像一些极端学者所想象的那样。

至于东方哲学,似乎更是如此了。儒家《大学》篇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至善者,即孔子所谓的“圣人之道”也。道家之真人、佛家之成佛,亦在于追求终极之至善。自然,就苏格拉底与孔子而言,二者又有所差异。其主要区别在于孔子少辩论,呈现出“仁”的样态;苏氏爱追问,表现出“智”的气质。然而,就哲学之“知行合一”之定则而言,无论孔子还是苏格拉底则是一致的,至于后学王阳明更是将知行合一发挥到极致。

总体而言,“知行合一”乃中国哲学家的传统,金岳霖先生明确指出认为,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式的人物,“在他那里知识和美德是不可分的一体。他的哲学要求他身体力行,他本人是实行他的哲学的工具。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是他哲学的一部分。”(金岳霖,《中国哲学》,载1985年《哲学研究》第9期)然而,遗憾的是,不少搞哲学的中国学者至今正逐渐丧失这个传统,不少哲学学者把“实践的智慧”做成了纯粹思辨的知识,把思辨知识分解为众说纷纭的“意见”。试想,在这种“把货真价实的银币换成了零花钱”的做派下,哲学的智慧又如何能呈现出来呢?智慧出不来,于是,“哲学研究”就变成了“哲学史研究”和相关“材料”的分析,哲学智慧变成了零打碎敲的哲学知识和技巧,哲学甚至蜕变无关身心的“闲说”。毋庸置疑,今天一些顶着“哲学家”头衔的学者不过是掌握了各种哲学观点的专门“知识家”,他们研究的是各种知识,而不是智慧本身……哲学家的地位自然也一落千丈了。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虽然不是专门的哲学家,但其对哲学发展之看法颇具洞察力,他认为讲哲理,绝不可像天文学家讲日与地球的距离那样。哲学必须讲直观,“不能直观自得,并非真正的哲理;治哲学不能直观便不能进步”(章太炎,《国学概论》,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第63页)。章太炎先生所谓的“直观”,指的是宋明儒的内证工夫,按现在的说法,就是道德实践、生活实践。

以愚之见,今天的哲学非常有必要回归实践(回到生活),至少回归实践是当下哲学所必备品质之一。当下,我们尤其不缺乏各种各样的哲学知识乃至体系,人类几千年来积累的哲学文本可谓汗牛充栋,我们真正缺乏的“知行合一哲”的哲学实践。理论讲的再好,假若不去实践它,那个高明的智慧也永远不能开显出来。《楞严经》中阿难在释迦牟尼的开示下,感慨言之,“今日乃知虽有多闻,若不修行,与不闻等。如人说食,终不能饱食”。其意是:空有理论,不去行动,也是徒劳无益的。

任何时候,哲学家都必须明白,你不能期望全人类都能买你的帐、惟你是从,你必须首先“买自己的帐”,自己要服膺从自己的头脑中流淌出来的哲学理念,并亲自实践之、行动之,有了行动,才可有所影响;否则,你的哲学就如同一句空话,没有实际意义。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忘记,哲学不仅仅是讲理,哲学背后是一个独立特行的充满实践精神的生命。

今天,我们缺乏的具是这种独立特行、元气充沛的生命。那种生命在中国圣哲老庄、孔孟那里闪耀过,在苏格拉底那里闪耀过,在释迦摩尼、默罕默德那里闪耀过。近现代,它同样在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方东美、牟宗三等现当代大儒身上闪耀过。然而,遗憾的是,随着西风东渐的“风速”和“风力”的渐次加大,中国的哲学加的“知行合一”之精神亦渐行渐远了,真正独立特行的哲学家愈来愈少。当下,我们不缺乏“各式各样的哲学文章”和“缜密细致的逻辑推理”,但缺乏哲学家所应有的真诚和率真的行动。不客气地说,“我们”中的不少所谓的哲学家很大程度上是不合格的,此状况恰如金岳霖先生在《中国哲学》中所言:“哲学家与哲学的分离已经改变了哲学的价值,使世界失去了绚丽的色彩。”

哲学总是要担荷起灵性生命的:不再把哲学挂在口头的意见上、挂在琐碎的辩论上,而是落实在身体上,落实在当下行动中,落在具体的生活中,乃是当代哲学家所直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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