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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绿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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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静坐:修身养德 自省增慧 光明日报 2014年07月26日 05 版 附原作  

2014-07-26 11:41:0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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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事此静坐,春来草自青,”此诗句中所描绘的那种自然、静谧之境,常引起人们无限的遐思。“静坐”似乎是诗人们的共同向往——王维诗曰:“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李太白诗云:“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苏东坡诗言:“无事此静坐,一日似两日。”其实,“静坐”并非只是诗人的专利,从儒释道各家对其的态度中,我们可品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道家之静坐:坐忘、体道

 

    虽然道家创始人老子未直接使用过“静坐”一词,但《道德经》中关于“静”的论述却不在少数,如“致虚极,守静笃”“归根曰静,静曰复命”“重为轻根,静为躁根”“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等等。及至庄子,“静坐”真正朗显出来。庄子在《齐物论》开首处描述了南郭子綦“隐机而坐”的场面——“隐机而坐”即是“静坐”。子綦静坐后,对天长嘘。侍候子綦的子游看到子綦静坐后“形如枯木”的变化而问其原因,子綦答道:“吾丧我。”意思是,在静坐中,我把“我”忘掉了。“忘我”的境界是道家追求的“道”的境界,按庄子说法,只有“忘我”,才能心无执着,心无执着、无分辨,方可齐是非、齐生死,乃至最终与万物融为一体。《齐物论》以“庄周梦蝶”结尾:庄周梦中变蝶,醒后却不知是庄周变蝴蝶,还是蝴蝶变庄周,此即为“与万物融为一体”的境界——“浑沌”之道的境界。

 

    庄子的“静坐”,当然不是如木偶般傻坐,而是隐机而坐。隐机可谓一语双关,隐机者,既可解释为坐在几之侧,更可理解为隐去机心之义。隐去机心、人心,便可得道心。隐者,忘也。恰如庄子所言,“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当人在静坐中,忘却身外事,乃至忘却“自我”之时,“人欲”则自然被“搁置”,自可得天机一片。由此可知,道家静坐之核心在于“忘”。

 

    在“隐机静坐”的操作层面上,庄子除简略地提及“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外,并无更为详尽的叙述。对此,后世的道教作了丰富和拓展。

 

    道教之“静坐”,尤注重养生之术,在“呼吸”上大做文章。唐人司马承祯作长文《坐忘论》,专门探讨“静坐”之要津,对后世影响颇大。他们追求“胎息”乃至辟谷,即杜绝饮食,通过微弱的呼吸将身体的能量消耗降到最低限度,以达到长生久视之功效。

 

    当然,道家之“静坐”在后世不仅仅作为养生、修道之用,亦成为士大夫阶层追求的生活情调。譬如清道人马大年在《怡情小录》中言:“倪正父锄经堂述五事。静坐第一,观书第二,看山水花木第三,与良朋讲论第四,教弟子读书第五。”其俨然将“静坐”视为生活艺术的一部分。

 

佛家之静坐:去执、修慧

 

    佛家与静坐关系亦密切。虽然佛家多以“禅坐”“打坐”命名之,其实一也。如果说道家的静坐要诀在于“忘”,佛家的静坐要诀则在于“空”。只有“空”化外物,才可获得宇宙之大智、全智,进入“佛”的涅槃状态。

 

    我们知道,“佛”之义有三: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自觉为智慧,觉他为慈悲,觉行圆满为悲智双运、圆融无碍。由此可知,佛家修行必须要有智慧,即“开悟”。离开了智慧的引领,则难成正果。开悟的关键,就是“静坐”。

 

    佛家对“静坐”的形式颇讲究。以盘腿为例,有散盘、单盘、双盘,其中单盘又分金刚盘、如意盘等等。但其要旨乃是通过坐姿调整呼吸,辅以“数息”,以求进入“无念”的状态。无念,就是把杂念、因缘、诸种“造作”等通通“空”化,做到“屏息诸缘”“自净其意,恒念如一”。“屏息诸缘”意为“不随身体躯壳起念”。明代诗僧苍雪大师有诗云:“南台静坐一炉香,终日凝然万虑亡;不是息心除妄想,只缘无事可思量。”可谓写出了禅家对“空”的理解。

 

    驱除妄念、杂念是非常困难的事。为此,佛家又生出多种方便法门,譬如禅宗的“参话头”。他们通过让“静坐”的禅僧思考诸如“念佛的是谁”“狗子佛性还有无”等问题,借“机”熄掉其他的“妄念”,这种以楔(话头)去楔(妄念、杂念)的做法无疑有助于禅僧“入定”。进入禅定,意味着距离“大智慧”不远了。因为以佛家之见,只有在“禅定”中,人们方可“熄灭诸缘”,“空”掉形质乃至妄念,见得“自家本来面目”,见得宇宙的真相。以佛家观之,此种关于“自我”、关于宇宙的“真相”,乃意味着大智慧的开启与诞生。

 

    不过,佛家的“静坐”仅是“开悟”之契机,智慧的落实还要靠“行愿大千”来完成。在这点上,佛家和道家不同,道家追求“忘掉”后的“逍遥”之境,而佛家在“空掉”一切后,还要返回人间,切实实践。无论怎样,“静坐”确为佛家修炼、开悟的重要法门。

 

儒家之静坐:内省、致中和

 

    以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著称的儒家亦重视“静坐”,只是其目的在于成就圣贤人格:一是内省而有得;二是体味中和之道。

 

    关于内省,曾子有言:“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儒学本质上是成人、为己之学,即成就君子人格、提高个人修养。这就要求人们在具体的事务中提高自己,在“静坐”中省察自己的行为。只有在静坐中,才可能让心停下来,回归其“定”“止”之处。俗语云:“静坐常思自己过,闲谈莫论他人非。”

 

    关于体悟中和之道,儒家经典《中庸》首章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之道乃儒家追求之至高境界,在具体的伦常中化为“中庸”之道,乃是君子所应遵循的准则。

 

    然而,实行“中庸”之道何其难矣!以至于孔老夫子发出“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矣”(《中庸》)的感慨。如此看来,推行“中庸”之道如此艰难,体验“中和”之境则自然更加难矣!不过,儒家并没有完全否定那种“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的中和之境,而是认为此须在“喜怒哀乐之未发”的“静坐”中体验。按宋明儒家的看法,“喜怒哀乐”属情,情有善恶之分;而“喜怒哀乐之未发”则属“性”,性无善恶,王阳明认为“无善无恶心之体”。这个“心之体”或曰良知,或曰儒家的中和之境,无疑可在“静坐”中体悟。以宋儒观之,其“静坐”之目的并非在于“养静”,而在于去人欲、存天理,体悟“喜怒哀乐之未发”的未被污染的“纯性”状态。事实上,宋明儒家多喜静坐,程颐、程颢、朱熹、王阳明等人皆有“静坐”的功夫。

 

    今天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让心在忙碌中得到片刻宁静,乃是多数人的盼望。片刻的静坐给人们提供了静心的“法门”。也许我们难以达到儒、释、道所追求的至高之境,难以体悟到中国古典文化的哲学意蕴,但静坐至少可以让我们调养身心、放松紧绷的神经,以更平和的态度面对生活,又何乐而不为呢?



 

静坐的智慧


“闲来此静坐,春来草自青”,此两句禅诗所描绘的那种自然、恬静之境,常引起人们无限的遐思与向往。尤其“静坐”二字,更是引起诗人的共鸣:王维诗曰“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李太白诗云“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苏东坡诗言,“闲来此静坐,一日似两日。若活七十岁,便是百四十”……,皆强调“静坐”意蕴。其实,“静坐”何尝是诗人的专利和偏好!——这看似简单、平凡的“静坐”实在意蕴丰厚、别有乾坤,它几乎囊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道家之静坐:坐忘、体道

提及“静坐”,自然与道家渊源深厚。虽然道家创始人老子未直接用“静坐”一词,但《道德经》关于“静”的论述却不在少数:如十六章的“致虚极,守静笃”、“归根曰静,静曰复命”;二十六章的“重为轻根,静为躁根”;三十七章的“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等等。事实上,老子在行动中已然“静坐”了,此可从《道德经》的字里行间体悟得出。因为老子本质上是一个“静观”的哲学家,老子之“静”实则折射出其哲学“无为”之品格:因为无为须在“静”中完成——“动”乃是“有为”之象征,惟有在“静”中,心方不为外物所扰,方可“心”安“理”得,“复得返自然”,进而体悟混沌之大道。须知,“静”是老子体道的方法,而“静”的目的在于“虚”,“虚”的实质在于“忘”,即忘掉外物乃至世界。惟其如此,才可做到“致虚极,守静笃”。

老子虽喜静,且切实地践行静坐之法,不过就文本而言,其对“静坐”缺乏明确描述。及至庄子,“静坐”方真正朗显出来。如庄子在《齐物论》开首处即描述了一个叫南郭子綦“隐机而坐”的场面,“隐机而坐”即是“静坐”。子綦“静坐”后,对天长嘘。侍候子綦的子游看到子綦静坐后的“形如枯木”的变化而问其原因,子綦答道,“吾丧我”。意思是,在“静坐”中,我把“我”忘掉了。“忘我”的境界是道家追求的“道”的境界,按庄子说法,只有“忘我”,才能心无“执着”,心无执着、无分辨,方可齐是非、齐生死,乃至最终与万物融为一体。《齐物论》以“庄周梦蝶”结尾:庄周梦中变蝶,醒后却不知是庄周变蝴蝶,还是蝴蝶变庄周,此即为“与万物融为一体”的境界——“浑沌”之道的境界。

庄子的“静坐”,当然不是如“木偶人”般傻坐,而是“隐机”而坐。“隐机”可谓一语双关,隐机者,既可解释为坐在“几”之侧,更可理解为隐去“机心”之义。隐去“机”心、人心,便可得“道心”。隐者,忘也。恰如庄子所言,“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当人在静坐中,忘却身外事,乃至忘却“自我”时,“人欲”则自然被“搁置”,自可得天机一片。由此可知,道家静坐之核心在于“忘”。

关于如何“隐机静坐”的技术,庄子除了简略地提及“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外,亦无更为详尽的叙述。此为后世之道教所拓展。

道教之“静坐”,除了若原始道家般“体道”外,尤注重养生之术。静坐其静坐要诀大致从庄子“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拓展开来,尤重视在“呼吸”上做文章。唐人司马承祯则作长文《坐忘论》,专门探讨“静坐”之要津,对后世影响颇大。他们追求“胎息”乃至辟谷(胎息的最高功夫),即杜绝饮食,通过“微弱”的呼吸将身体的能量消耗降低到最低限度,以达到长生久视之功效。客观地讲,道教的静坐(呼吸)术,对养生乃至祖国医学等皆有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值得进一步研究。

当然,道家之“静坐”在后世不仅仅作为养生、修道之用,亦成为士大夫阶层生活的情调。譬如清道人马大年在《怡情小录》中言:“倪正父锄经堂述五事。静坐第一,观书第二,看山水花木第三;与良朋讲论第四,教弟子读书第五。”其俨然将“静坐”视力为生活艺术的一部分。

佛家之静坐:去执、修慧

佛家与静坐关系亦密切。虽然佛家多以“禅坐”或“打坐”命名之,其实一也。自然,佛家之静坐亦有不同道家处,如果说道家的静坐的要诀在于“忘”,“忘”方可进入“无”的境界,体道即是体“无”;那么佛家的静坐要却在于“空”。佛家以为,只有空掉外物,方可获得宇宙之大智、全智,进而进入“佛”的涅槃状态。

我们知道,“佛”之义有三: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自觉(即凭自己之力觉悟世界、人生真相)为“智慧”,“觉他”(即使教育、救助他人)为慈悲,“觉行圆满”为悲智双运、圆融无碍(不偏执)的圆满境界。较佛稍低一层次的为菩萨,菩萨即为菩提萨埵的简称,其义为自觉、觉他(即以慈悲心救助终生),缺乏“觉行圆满”;再次一层的为罗汉,其义为“自觉”,属“自了汉”,不涉及他人。由此可知,佛家修行的重要关口之一必须要有智慧,即“开悟”。离开了“智慧”的引领,则难成正果。以佛家观之,开悟的关键或曰最常用的法门,就是“静坐”。

佛家对“静坐”的形式颇讲究。以盘腿为例,有散盘、单盘、双盘,其中单盘有分金刚盘、如意盘等等。但其要旨乃是通过坐姿调整呼吸,辅以“数息”,以求进入“无念”的状态。无念,就是把杂念、因缘、诸种“造作”等通通“空”掉,做到“屏息诸缘”,“自净其意,恒念如一”。“屏息诸缘”义为“不随身体躯壳起念”,不再有分别心。就“去执”而言,佛家的“静坐”同庄子的“坐忘”颇相似。明代诗僧苍雪大师有诗云:“南台静坐一炉香,终日凝然万虑亡;不是息心除妄想,只缘无事可思量。”可谓写出禅家对“空”的理解。

驱除妄念、杂念是非常困难的事。为此,佛家又生出多种方便法门,譬如禅宗的“参话头”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们通过让“静坐”的禅僧思考诸如“念佛的是谁”、“狗子佛性还有无”等问题,借“机”熄掉其它的“妄念”,这种以楔(“话头”)去楔(妄念、杂念)的做法无疑有助于禅僧的“入定”。进入禅定,意味着距离“大智慧”不远了。因为以佛家之见,只有在“禅定”中,人们方可“熄灭诸缘”,“空”掉形质乃至妄念,见得“自家本来面目”,见得宇宙的真相。以佛家观之,此种关于“自我”、关于宇宙的“真相”,乃意味大智慧的开启与诞生。

不过,佛家的“静坐”仅是“开悟”之契机,智慧的真正落实还要靠“行愿大千”的实践来完成。在这点上,佛家和道家有所不同,道家追求“忘掉”世界后的“逍遥”之境,而佛家尤其大乘佛教,在“空掉”一切后,还要返回人间,切实实践,普度众生。无论怎样,“静坐”确为佛家修炼、开悟的重要法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儒家之静坐:内省、致中和

一般人认为,以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著称的儒家,注重事功,似对“静坐”不甚重视,其实不然。儒家亦重视“静坐”,只是其静坐之目的乃在于成就伟大的圣贤人格。概而言之,儒家静坐作用主要有二,一则在于反省而有“得”(切近大道);二则在于体味“中和”之道。

关于内省,《论语·学而》记载曾子的话,“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儒家本质上是成人、为己之学,“成人”义为成就君子人格;“为己”义为其所学乃为提高个人修养,而非炫耀于人,倘若此,则是“为他”之学了。成人、为己之学,既要求其在具体的事务中提高自己,还要求须在“静坐”(慎独)中省察自己的行为。省察之所以在“静坐”中进行,乃是因为只有在“静坐”中,才可能让“心”停下来,回归其“定”、“止”之处。此恰如《大学篇》所言,“知止而后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儒家认为,只有在静坐中,人们方可通过反省。俗语云:“闭门常思自己过,闲谈莫论他人非”,其中的“闭门”并非仅指表面的“关门闭户”之意,同时还意味着关闭眼耳、鼻、舌、身、意等“门”,此实则为“静坐”之意。概通过“静坐”一则籍此体察自己的日常行为,来实践“过则改之,善则继之”之修为,以提高个人修养;二则能通过对各种“行为”(事件)的缘起、始终、先后的思虑,进而去切近大道,此乃《中庸》所谓“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其先后,则近道矣”之要义。儒家认为,“道不远人”,“道”存在于现实之中。恰如明儒王阳明所认为的“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尽前”那样,道存在于生活的细节中,倘若人们能与静坐之中,加以体认之,自然可切近大道。

关于体悟“中和”之道,儒家经典《中庸》首章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和”之道乃儒家追求之至高境界。亦如《中庸》所言,“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在具体的伦常日用(行为)中化为“中庸”之道,乃是君子所应遵循的准则。然而,实行“中庸”之道何其难矣!以至于孔老夫子发出“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矣”(《中庸》)的感慨。如此看来,推行有“迹”(若将中庸视为规则,可视为有迹)的“中庸”之道如此艰难,体验“中和”之境则自然则更加难矣!不过,儒家并没有完全否定那种“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的中和之境,而是认为在“静坐”中亦可体验之,此须在“喜怒哀乐之未发”的“静坐”中体验。按宋、明儒的看法,“喜怒哀乐”属情,情有善恶之分;而“喜怒哀乐之未发”则属“性”,性无善恶,王阳明认为“无善无恶心之体”。这个“心之体”或良知,或儒家的中和之境,无疑可在“静坐”中体悟。以宋儒观之,其“静坐”之目的并非在于“养静”而在于去人欲、存天理,体悟“喜怒哀乐之未发”的未被污染的“纯性”状态。事实上,宋明儒多喜静坐,程颐、程颢、朱熹、王阳明等人皆有“静坐”的功夫,其中“程门立雪”即是佳话,而程颢如“泥塑人”的境界,更是千古流传。

今天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如何能让“心”在忙碌中得到片刻宁静,乃是多数人的奢望。无疑,片刻的“静坐”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法门。也许我们难以达到儒、释、道所追求至高之境,难以体悟到中国古典文化的哲学意蕴,但至少静坐可以让我们调养身心、放松紧绷的神经,以更平和的态度面对生活,又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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