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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的智慧 《中国研究生》 2008年第3期  

2013-05-12 12:48:4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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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乃智慧的象征,然而哲学家的最大智慧到底是什么?答案很简单,乃是“诚实”二字。

匪夷所思的回答未免让人大跌眼睛,世人眼里,大智慧必定高深莫测,玄虚不定,而诚实不过是路人皆知的普通规则而已,何能上升为大智慧层次?然而智者眼里,诚实确实是他们至高智慧。因为诚实似一把奥康剃刀,剃掉生活的枝端末节,直入生命本体,并将思融入主体之生命,在生活中寻求、体认智性之快乐,难道不是大智慧么?大智慧历来就是简洁、素朴、平静甚至是平淡之极,非常人所能坚守,此为智者总是少数之故也。常人似乎天生喜欢哗众取宠、故弄玄虚,华而不实的行动必将导致南辕北辙之结局,综观历史,所有一切闹剧、悲剧乃至罪恶十有八九乃根源于虚伪、欺诈。若世间尽行“诚”之道,历史、哲学自然都要重写了。

姑且让我们审视一下哲人的诚实。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叫做“认识你自己”,认识了自己,方可按本性如实生活,“未经审慎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只有把思融入生活,以“诚”证“思”,生活才有味道。苏氏提出“知识就是美德”的格言就是建立在“诚”的基础之上,否则知识将可能蜕变为恶之帮凶。苏氏一生乃践行“诚”,其坚持饮鸠而即为心迹。某种意义上,苏氏哲学即实践哲学,其行动乃是其哲学之注脚。

当然,诚之智慧在中国哲学家中更是如此。孔子述而不作,乃因为多说不行而无益,身行大于言教。他一生在推行自己的政治学说,虽仓皇如“丧家之犬”,但却始终“虽九死而无悔”,其“言”虽少,其行却一以贯之。道家的始祖老子亦如是,他生活于“礼乐崩坏”的乱世,其富于玄思的理论折射出强烈的“回归”、“退隐”意识,“善行者,无辙迹”,“功成名退,天之道也”,他如是言也如是行,最终“骑牛西去,不知所终”即为明证。墨子学派的侠义精神也是其“兼爱”信念的注解、知行合一的体现。佛教的核心就是“行”,所谓修行乃是基于核心信仰下的实践活动,“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雷如电。口念心行,则心口相应。”(坛经)若信仰与行为为两张皮,即使脱发为僧,骨子里依为凡夫俗子。

王国维先生曾有过“可爱者大抵不可信,可信者大抵不可爱”的断语,窃以为中国哲学家的可爱之处就在于 “诚实”。这种“诚实”乃基于其特有的哲学思维。魏晋南北朝的“竹林七贤”表现出来的放荡不羁的洒脱风度和真性情与其超越俗世、崇尚自然的哲学风格密切相联,而宋明理学表现出来的威严气象与其缜密的哲学思维不无关系:阮籍青白眼看世界乃由于其自成高格的玄思,嵇康的叛逆性格仍来自于深入骨髓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王阳明在言说满街都是圣人时,其自身已俨然若圣;朱熹在言说“存天理、灭人欲”时,自身亦清贫甘若饴;周敦颐的“光风霁月”与其“出淤泥而不染”的人生追求交相辉映;狂人李贽以七十岁高龄在狱中自杀的反抗精神亦与其“童心说”息息相关。概言之,中国圣哲的可爱之处就在于“信仰什么便追寻什么”的诚实精神,此为王国维先生大发感慨的地处,亦为中国哲学内向“知行合一”特质之体现。当然,王国维以为西方哲学家多为“不实”之徒,不甚可爱。其实西方大哲亦是践行知行合一的:柏拉图认为自己太完美,所以他终生未娶;欧根尼派喜欢简单的生活,所以他们做了犬儒;终生散步在歌尼斯堡城的康德,其知性与德行大致符合“天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律”;靠打磨眼睛片为生的斯宾诺莎其个人的寡欲行为与其《伦理学》的著作风格颇为一致;似乎也只有狂人尼采才有可能写出《瞧,这个人》的自传体著作,即使人格上有点问题的培根其最终还是为其哲学理念亲自实践冷冻法而献身……。如此看来,不论西哲中哲,其共性乃是以具体行动来印证自己的信念,举动看似乖张,骨子里乃是诚实而已。不同的是,西哲偏向外在,落脚于知识的实践上。

历史上确有知、行分离或曰不诚实的哲学家的存在。其原因之一大概是一些“知识家”错顶了“哲学家”的帽子,其关注的多为外在知识的逻辑推理而非他本人生命的真如,其追求的是外在的知识,而非内心的体认;之二在于某些所谓的哲学家乃是靠哲学为谋生之手段业,而非以追求哲学智慧为鹄的,其演说之内容多为他人之词,或至多剪辑了他人的思想,而非自己腔子里流出,这自然行不得;之三在于有些哲学家有难言之隐,例如受制于高压政策或其他外在因素的制约或诱惑,使他行不得。但是,窃以为真正的哲学家是不会为外在的因素所屈服,就象欧几里德在死亡前仍然演算定理,布罗诺在火刑上依然不改其信仰。若不能做到这一点,其哲学就显得不那么纯粹。固然,这种要求对哲学家过于苛刻,但真正的哲学家却对此乐此不彼,因为“诚”是其追求的理想生活方式。更何况,哲学家的信仰不是外在的虚幻和浮萍,乃有牢靠根基,此根基即为自身体认出的理性。宋儒认为一切须出自腔子里的东西方是真东西,方可苦心孤诣地经营之、实践之,即使“一啖食,一瓢水,仍不改其乐”。“行”乃建立于这种理性之上,哲学家的诚实和率真也出于这个理性。梁漱冥老先生之所以能一个人对抗一个时代,来自于他对理性的忠诚;马寅初先生逆流而上也是对理性的忠诚实践;顾准先生的诚实则体现在他的道德实践,顾准先生没有道德论调,他只有对传统理想主义和现实的冷静反省,而且悲壮的身体力行之,究其原因,仍然是对其理性的忠诚。

这里笔者之所以过分强调“哲人”或“知识分子”的诚实,乃在于哲人是社会之精英(柏拉图甚至要让哲学王做国君),是社会之良心,其言行影响着整个社会。尽管社会上存在欺诈、谎言甚至更恶劣的行为,然作为社会之良心的哲人自不可听之任之,而应象牛虻一样刺痛麻木的社会,不可“与之俱化”,更不可“推波助谰”,要始终保持理性的头脑和批判的目光,即使“穷而无位”亦要作到“独善其身”。

当然,彻上彻下,通体透明的知行合一是很难的,但我们万不能以“行”与“知”完全分离。有人借西方的“客观”和“宽容”将学术与人格完全分开,看似有理,实则不然。如果哲学家提出一个自己都不愿相信、不愿实践的理论来,那么这理论究竟还有几分价值,笔者甚至宁愿将之看作为谎言或者是谋取某种好处的工具,除此之外别无解释。哲学乃是完成人之为人之真实、完整之过程的。哲学亦不是把人变的复杂,而是回归与淳朴的人性,回到简约的风格上来。哲学家的信仰一如“担水砍柴,无非妙道”那样简约,只要道理站得住脚,就诚实地坚持它、实践它,智慧自在其中矣,乐趣亦在其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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