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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到极处“识”自高 2012年08月20日学习时报 8月21日兰州日报全文转载  

2012-08-20 12:40:02|  分类: 社会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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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新儒家方东美(1899―1977)认为,任何时代做学问,必须才、学、识兼备,否则,不但做不好学问,还可能导致谬种流传,害人不浅。他认为,三者之中,唯才、识最为重要。在“学”方面,一个人肯下功夫,孜孜不辍,总能有所获。但是,假若没有“才气”的话,完全靠笨功夫做出来的“活”也可能“点金成石”。譬如,以儒家研究而言,先秦儒家如孔、孟、荀等本来具有很高的哲学智慧,然而到了汉儒,则糅合了阴阳五行,使得儒学乌烟瘴气,蜕变为“谶纬”之学,失去了原有的淋漓之气,其要因在于汉儒的领军人物董仲舒乏大“才”气,他承接不上先秦儒家的淋漓正气,结果败坏了儒家的名声。正是这个原因,方东美谈儒家只谈原始儒和宋明儒,对于两汉儒学,则基本不研究——这同推崇并正视汉儒的徐复观迥然不同。

  对于道家的研究亦如此。方东美认为,老子本身有高尚的哲学智慧,然而却被张道陵弄“歪”了。“张道陵对于‘道’的解释,那几乎是不堪入目,然而张道陵却也自命‘道家’。”至于庄子,更是绝世的大才,后世很少能真正懂他。西汉时司马迁尚能欣赏庄子的才情,然而后汉两三百年却没有人理会庄子,甚至名字也不见了。魏晋南北朝,世人尚清谈之风,才有人开始“翻出”庄子,并且,就一般人而言,似乎只有“竹林七贤”得庄子神韵,为庄子“真徒”。然而,在方氏看来,则未必如是。他以为,“竹林七贤”不过是“颓废派”而已,与庄子精神是难以相契的。另外,像郭象、向秀等人,虽然能藉着魏晋所特有的高度解放的精神,达到很高的哲学智慧,然而他们毕竟不是大哲学家,所以他们依然不能把握庄子的灵魂。更糟糕的在于,郭、向在注庄子时,过多地发挥自己的思想,采取“六经注我”的方式,将庄子当做自己思想的代言人。这样一来,庄子不但被“拉下了水”,而且还被蒙上了一层“他人”的影子,以至于庄子自身的智慧也被“遮蔽”了。

  当然,做学问,除了才气,更重要的还在于有“识”,识就是“洞见”。

  只有通过孜孜不倦的学,才能对学术有所了知。才,尤其是建立在扎实学养以上的“大才”,方可契合圣哲之智,做到“同气相应,了然于心”地去感悟、契合大智慧,不至于误读圣哲。在博学、广才的基础上,学者仍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冲破种种常见、俗见乃至陋见,提出自己独特见解,这种见解即为洞见或洞识。洞识亦称胆识,意味着“见识”同“胆略”关系密切。

  某种程度上,学识、胆识是判断学者是否成熟的重要品质之一。真正的学者最终必须能说出“自己的”东西,自己的东西就是“学识”。在学、才、识问题上,“识”本应属于最高层次。然而,遗憾的是,当下有些学者,在没有达到前人的知见(学力不够),亦未必懂得前人的思想(才气不逮)的前提下,还在那里指手画脚,妄加批评,似乎自己确实超越了前人,实现了创新。殊不知,这种自以为是、“有胆无识”的行为终将成为历史的笑柄。譬如,历来注释老庄、孔孟者可谓多矣,乱发议论者亦多矣,然有几人可以真正超越他们?又如,当下中国哲学界掀起了一个不小的“牟宗三”热,有的学者在读了几篇牟先生的文章后,就开始对之批评,挑出牟宗三所谓的“硬伤”,俨然一派已经超越前人的气象。当然,笔者欣赏这种敢于超越前人的“精神”和“胆气”,然而过于武断乃至肤浅的评价却不足为观。因为他根本没有对儒、释、道有一个精深的研究,甚至连牟宗三所要论述的哲学问题都没有弄懂,而仅依靠一些“西学皮毛”,对其横加批判、指责,这也许不仅是肤浅的问题了。

  无论从事任何研究工作,只有在真正达到前人学识的基础上,才有资格与其对话,才有资格进行评价,才有资格谈创新。

  进行理论创新,固然需要有慧眼卓识,需要大才气,然而,更需要有真才实学且脚踏实地的“学”者。因为“发出与众不同的声音”并不难——“胡搅蛮缠”的辩论亦是“新意迭出”,难就难在真正的创新乃是由大智慧、大学术、大学识作支撑,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非仅为取得一时的“轰动效应”。

  并且,“才”乃至“识”皆可以通过“学”之熏染而获得,在这点上,笔者以为,方先生的观点值得商榷。以鄙人之见,“勤可补拙”的古训仍然有永恒的意义。譬如诗仙李白固然有他人学不来的“大才”,然而质朴如杜甫者,仍能依靠后天学习而成为“诗圣”。又如,虽然方氏认为才、识最为关键,但方先生本人的“洞见”(卓识)亦是通过持之以恒的“学”得来的。早岁方先生谈中国哲学仅谈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和墨家,然而,当他接触了大乘佛学之后,他的哲学视野便发生了变化,由先前的三家更换为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大乘佛学和新儒学“四家”。之所以发生如此转换,无疑乃“学”之功效。方先生乃终生乐学之人,以研究佛学而言,举凡三十余年,孜孜不倦,乃至暮年还在探究《华严经》之奥义。倘若无此功夫,其“洞见”又何从谈起?更何况,即便如孔子那样的天纵之圣,尚且发出“学而时习之”的感慨,更不用说一般的“中才”之人了。诸葛亮《诫子书》亦有“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之言,亦可谓精辟之至。

  因此,笔者以为,在当今信息不绝于耳的热闹时代,“学”仍是基础性的。一切有志于学术之人,一切欲在学术上有所建树之人,除了“甘坐冷板凳”老老实实地“学”起来外,别无他途。当然,笔者此处的“学”是广义的,它既包括对既有材料的获得,更包括“反思”,是“学”与 “思”的有机统一,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即是这个道理。事实上,对于真正的学者而言,“学”到一定程度,自然就会思,而“思”到困惑处,自然要学。

  有志于学术者需以“学”养其博,以“思”拓其才,方能做到才学并进,才、学兼备,而所谓的卓识、洞见自然显现出来。

  此亦为笔者讨论“方东美先生论学问”的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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