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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中的“军事情报学”思想2012-06-27《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2-06-30 09:59:4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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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限于条件的限制,《周易》中的“情报信息”思想不免具有素朴性。其分析方式亦带有神秘性、巫术性,其结果自然未免带有盲动性。但是,就《周易》中所蕴涵的整体思维模式、对情报保密的重视及其自身所具有的“符码结构形式”,对当代“军事情报学”仍然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颇值得进一步研究。
  作为六经之首、大道之源的《周易》,其内容丰富、驳杂。举凡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哲学、历史等,无所不包,无所不及。譬如以军事言,《周易》中的《师》卦,即探讨作战理论中政治因素和军事因素的相互关系。不过,饶有兴味的是,《周易》甚至还蕴涵着“军事情报学”的萌芽。
  《周易》卜筮程序暗合现代情报学之原理
  《周易》为卜筮之书,即用一系列的演算方式通过对诸要素的分析来预测吉凶,以此指导未来的行动。无疑,就其预测手段而言,充满了巫术的神秘性质,但就其预测行为本身而言,则仍然符合现代情报学原理,即获取信息→分析信息→得出结论以指导行动。
  获得情报信息。限于古人通讯手段,其获得信息的主要方式往往局限于天文、地理等外在环境因素,即“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观物取象模式。这种朴素的情报获取模式固然简陋,但它所反映出来的整体思维模式仍值得注意。须知,“情报”并非孤立的,更不是万能的。除了情报本身外,还要考虑到与战争相关的诸多因素,如天文、水文、地形地貌乃至时间、空间、人心向背等诸多因素。
  分析情报信息。古人在分析“情报”时,亦遵循一定的程式。首先通过占卜,通过人体的感应把外在的因素与“占卜的主体”结合为一体,形成“卦”;其次,通过既定的“演算”方式,按五行生克的关系,将诸要素纳入时、空坐标体系中来预测吉凶。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古人所采用整体思维“分析情报”的模式,即便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仍不乏借鉴和指导意义。
  以分析结果指导行动。按照《周易》的说法,凡结论大致有“吉、凶、悔、吝”四种结局,根据预测结果指导行动,力求使行动向着“吉”的方向推进。
  《周易》符号学之特征具有“情报传递”功能
  我们知道《周易》经卦乃由乾、坤、艮、震、离、坎、兑、巽等八卦组成,所谓的别卦(六十四卦)即由八卦按既定的程式推演而成。然而,无论八卦还是六十四卦,其构成的最基本单位,则是两个简单的符号,即阳爻和阴爻,六十四卦不过是阴阳符号在六个位置上不同的排列组合而已。不同的排列顺序形成不同的卦象,对卦象和爻象的解释则构成经文的主体部分。正是在这个维度上,笔者以为,作为符码的六十四卦承载了信息传递的功能。
  周朝曾用“火”来传递军事信号,如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就是典型例子。然而,过于具象的“情报”(信号)传递容易被对方破解,相比之下用符码传递消息则安全得多。因为“符码”的多义性、无定性本身就使得其带有“暗语”的性质。仍以《周易》为例,譬如“乾”卦,按《说卦》说法,乾为天,为圆,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诸多说法,倘若没有明确的“约定”,人们很难破解《乾》所表达、传递的准确信息。就此而言,《周易》确实具备情报传递的“保密”功能。
  同时,“八卦”本身还具有在情报传递上的“可操作性”。事实上,现代电报的传递原理同《周易》的“符码”原理本源上具有同质性,周易用阴阳两爻的组合来形成、传递信息,而电报传递的根基无非是利用二极管的开合两种状态进行传递——具体发报时所采用的密码看似复杂,其实不过是人们为了保密而对之进行必要的排列组合罢了。
  自然,亦正是因为《周易》“符号”的开放性、多义性和暗示性,导致人们对《周易》的解读仍然充满困惑——后世汗牛充栋的解读充其量不过是从各自立场进行合理的发挥和推理而已,因为制造“符码”的人早已逝去,《周易》也随即成了“绝密情报”。但无论如何,我们将充满符码的《周易》作为“情报传递学”的始祖是并不为过的。
  《周易》强调信息(“情报”)保密的重要性
  无论在治国方略还是在军事战争中,情报的保密工作是至关重要的。孙子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意思是,取得对方准确的情报是获得胜利的关键。反过来讲,对自己的情报做到保密则同样是取得胜利的关键,甚至是生死存亡的关键。对于这一点,《易传·系辞》有明确的论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机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由于古人的行动、计划多以口头(言说)语言下达,故势必要做保密工作,避免因情报外泄(“祸从口出”)所造成的不仅“失身”而且“害成”的严重后果。
  在信息时代的今天,由于通讯技术的高度发达,使得保密工作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如何避免“几事不密,则害成”的被动结局,如何以《周易》所谓“不易”、“简易”之原则应对“瞬息万变”的复杂信息环境(“变易”的信息环境)仍然是军事情报人员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当然,限于条件的限制,《周易》中的“情报信息”思想不免具有素朴性。譬如,其情报的获得多是从“己方”的具体环境(天文、地形、方位等)定位,其分析方式亦带有神秘性、巫术性,其结果自然未免带有盲动性。但是,就《周易》中所蕴涵的整体思维模式、对情报保密的重视及其自身所具有的“符码结构形式”,对当代“军事情报学”仍然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颇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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