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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绿茶

万法如幻。。。。。。

 
 
 

日志

 
 

扬州的汉子气 原载《人民文学》 《扬州日报》  

2012-01-12 20:23:1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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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牧诗云:“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唐人王建亦有诗为证:“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是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宋人姜夔《扬州慢》:“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惆怅、婉约、绵延且温柔的“才子佳人”形象似乎已成定局。现代诗人戴望舒的一首小诗更增添了世人对扬州的“婉约”定位: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

  然而,扬州果真活脱脱一团“儿女情长”的柔气?

  非也。我们姑且不言历代战火怎样锻造扬州的悲壮和沧桑,亦不言大运河如何孕育扬州的博大和宽容,我们只想通过那一个个代表扬州精神的元气淋漓的生命,去解读扬州刚正的另一面,去感受扬州的“硬汉子”精神。

  坚 韧

  以张扬个性为特征的扬州人历来有自己的独立之追求,其“虽九死而不悔”的坚韧、杀身成仁的从容、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历来为人称道。

  鉴真大师无疑是“韧性”的代表,为了弘扬佛法、传播华夏文化,不顾55岁的高龄,毅然决定东渡日本。

  第一次东渡,受官府干涉,失败。

  第二次,在长江口受风暴袭击,失败。

  第三次,在舟山触礁,失败。

  第四次,计划取道福州,在前往温州途中被官厅强制召回,失败。

  第五次,鉴真已是61岁高龄,遇台风,海上漂流14天,弟子及日本学僧于途中病逝,鉴真染病,双目失明,失败。

  让我们记住这个激励人心的日子,公元753年10月19日,66岁高龄的失明老人,毅然进行第六次东渡,由扬州龙兴寺出发,历经40天的风浪颠簸后,这位夙志不变、决心东渡弘法的盲僧,终于踏上了日本的土地。大师的到来,轰动了整个日本,并受到以天皇为首的举国上下的盛大欢迎。他在日本生活了十年,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公元763年5月6日,大师在日本圆寂,享年76岁。

  清人蒲松龄曾有这样一副对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其中所蕴含的坚韧不拔之精神不正是对鉴真大师的真实写照么?

  今天,漫步大师纪念馆,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慈祥、恬淡的老人,若不是懂得那段历史,又有谁能想到这位老人还藏着一颗坚韧的心?

  正 气

  扬州的韧性绝非是无来由的,它植根于扬州人对“正气”的维护和不懈的追求。谈及扬州人的“正气”,有两个人物是不容回避的。一为明代忠臣史公可法,一为现代著名学者朱公自清。遥想当年,一代名将史可法外受围攻,内有降贼,四方无援,孤军作战,何其悲壮!大敌当前,史公思虑的不是如何投降保命,而是“誓与扬州共存亡”。清摄政王多尔衮五次致书诱降,其皆誓死不从。城陷前几天他给母亲、妻子写下遗书,表示要以死殉城,并激励四千军民固守孤城,致使清军伤亡甚众,强攻不破。后清军乔装明军,入城。城破,史见大势已去,自刎不死,被执,多铎劝降,史可法答曰:“我为天朝重臣,岂肯苟且偷生,做万世罪人哉!我头可断,身不可屈……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劈尸万段,甘之如饴。”最终不屈而死,其下属以袍笏葬于城外梅花岭。

  以散文家闻名于世的朱自清先生给人的印象是细腻、柔和,至今还记得《荷塘月色》中的名句:“月光如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片叶子和花上……”张中行先生曾这样描述朱先生:“朱先生文笔好,古今中外,几乎样样精通……文笔尤其好,清丽、绵密,细而不碎,柔而不弱,他代表五四之后散文新的一派,由现在看,说是广陵散也不为过。”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细腻而文弱的学者,腔中却氤氲着一股凛然不可侵的民族正气。国难当头之时,在先生胃病加剧、体重仅有四十五公斤的情况下,却毅然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签字,并告诫家人无论如何不买政府所售的美国面粉。1948年8月12日先生在贫病中逝去。“饿死不吃美国粮”,这是何等的民族气节!

  也许,有人认为史公之忠局限于“封建王朝”,局限于“忠君”意识,似乎有“不明智”之嫌,此言差矣!“正气”在不同时代自有不同表现,若以局限论之,即便圣人,亦在所难免,岂能求全责备?所谓“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在天为日月,在地为河岳”,虽其表现形式各异,但那一股长存于天地间的浩然正气却是始终如一的,如果说这股浩然正气在鉴真大师那里表现的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不屈不挠的韧性精神,那么,史公“誓死不降”表现的则是“威武不能屈”的丈夫气节,朱公“饿死不吃美国米”表现的则为“贫贱不能移”的民族大义,三者皆为堂堂正正的硬汉子。

  逸 气

  鉴真、史公、朱公等彰显的乃是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大义,是正气、豪气,那么胸襟开放的扬州还造就了一种“民间文化”,是逸气,是清气。正如孔子所言,“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一个人在封建王朝不能左右官场的腐败,但可以以“慎独”之志不让腐败的官场“污染”自己。用孟子的话就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扬州八怪可谓“逸气”的典型。

  八怪中,除了以“糊涂”自喻的郑板桥和李鱓、李方膺做过小小的知县外,其他人一生皆至死不愿做官。就是做过官的郑板桥也与常官不同,据说,到山东上任伊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官衙墙壁上挖了百十个孔通到街上,说是“出前官恶俗气”,表示要为官清廉。

  八怪皆以书画著称于世,在艺术上的大胆创新对后人影响巨大自不待言。然窃以为“八怪”的怪之根基乃在于气节上,为人不流俗,品高艺自高。八怪最爱画梅、竹、石、兰,以梅之孤傲、石之坚冷、竹之清高、兰之幽香喻其志、抒其情。谈及绘画,世人皆知(郑)板桥竹、(汪)士祯梅等等,不一而足。但却大多不甚了解罗聘之怪,此公爱画鬼,他笔下的鬼形形色色,并解释说“凡有人处皆有鬼”。在罗公看来,鬼之特点是“遇富贵者,则循墙蛇行,遇贫贱者,则拊膺蹑足,揶揄百端”,这哪里是画鬼,简直是一部《聊斋志异》,抑或是一部《官场现形记》。

  八怪书法,尤有“横空出世”之奇,如金农之字,一反书家常规,将笔锋剪断,如刷子般,平铺下去,如浊浪排空,荡涤心中不平之气。在失意之时,读金农书法,自有一份淋漓酣畅的痛快和振奋。板桥的“八分半”书体则宛若卵石铺路,放荡不羁之性尽情流露,似昭示与腐朽官场之不和。其余各家,各有千秋。若以世俗眼光来看“八怪”,“八怪”确实怪。然而,事实上,“八怪”又不“怪”,在封建制度极端残酷又大兴文字狱的时代,他们为保持做人的尊严,只能将“怪”表现于艺术。邓拓在咏郑板桥时曾写道:“歌吹扬州惹怪名,兰香竹影伴书声。”自然,八怪为其对腐朽官场的“不合作态度”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逸气”的背后是贫寒交加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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