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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绿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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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学当代价值意蕴初探<五台山研究>  

2011-09-14 15:11:27|  分类: 儒释道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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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虽诞生于古印度,然佛学却大兴于东土。自佛学传人华夏与儒、道摩荡千余年,已与儒、道三分天下,构成华夏文明内核之一,或隐或显地影响着华人的心理结构。近、现代佛学虽经“五四”之“革命”、“文革”之“驱除”,然深入国人骨髓之文化基因焉能割断?那种慎密、玄思之智慧,仁慈、悲闵之情怀又焉能舍弃之?

  综观当下所谓全球化之时代,几乎各国皆以经济利益马首是瞻,视“技术主义”为救命稻草,于科技、经济、军事等诸多领域展开激烈竞争,不但导致能源、生态、气候、环境等全球性的“生存危机”,亦导致了信仰、道德、文化之精神危机。人类向何处去,人类应如何自我救赎?无疑成为人们在21世纪的必答题。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次诺贝尔奖颁奖会议上,与会国际知名学者提出“人们要解决当下的问题就必须回到二千多年前的孔子时代寻找智慧”。此言甚切!不过,我以为非但要向孔子汲取智慧,亦须向老庄、佛陀那里吸取智慧。

  客观地讲,就外在现象而言,对于儒、道之学术,尤其儒学已引起国人足够注意:如既有纳入“国家工程”的儒藏之编纂,亦有波及全球的“孔子研究院”之建立,更有方兴未艾、轰轰烈烈的“讲经”、“读经”之活动。相比之下,佛学则不免落寞许多。此既有人们受各种妄言干扰之因(如人们对之所持的不加审慎的所谓“迷信、封建”之偏见),亦有佛学自身理论玄奥之故。若世人能真正走进佛学,体悟其思想之深邃、逻辑之严谨、理识之圆融、智慧之超拔,则不免让人顿觉茅塞大开,颇有醍醐灌顶之功效。事实上,佛学玄妙、精深处即在于其视野广阔与思维“超越”。若强比之于世间所谓“真学术”,如科学、哲学,其深刻可见一斑。窃以为,科学乃针对实体现象之规律,谓之一维空间(表层/实用);哲学乃追问现象背后之本体,是超现象的,谓之二维空间(实层/意义);而佛学则研究、体认“实质”后的真如,是超越哲学的,或曰“后哲学”的,强名之为三维空间(深层/终极)。其实,对于佛教学术之定位,现代高僧太虚法师、著名佛学学者欧阳竟无、王恩洋、周叔迦、张化声等均对之有精辟之论,究其要旨,大概略同,即认为佛学乃超越哲学、科学、宗教之上的教育。张化声先生曾明确指出“佛法者非科学而科学,非宗教而宗教,非哲学而哲学,其精义乃在法相唯识”。笔者无意探讨佛法与宗教、科学、哲学之关系,亦不参与佛教是否为宗教之辩。笔者所探讨之要旨乃在作为开启人智、学术层面之佛学在当下之功效,或曰当下佛学之价值意蕴。

  窃以为,作为学术层面之佛学,其内蕴丰厚,义旨精微,视野恢弘,对改变当下世界之现状尤有裨益。余姑且将佛学之理“照”之于世,以期对社会人生、哲学、伦理、科学等诸领域有所提携。

  佛学之于人生就佛学与人生问题,上世纪三十年代,太虚法师在厦门“人生佛教之目的”之演讲,大致归结为“人间改善、后世胜进、生死解脱、法界圆明”四则,其论自然鞭辟人里。今笔者则从当下现实出发,去阐发佛学对人生之关照。

 
佛学倡导心灵的生活,它以超越物欲及世俗束缚而获得心灵自由为宗旨,更以修持戒、定、慧脱离六道轮回而达到永恒涅槃为鹄的。自然,脱离生死轮回的涅槃状态乃佛之境地,似乎非世人所能达到。但佛学所谓“诸法无我,诸行无常,涅槃寂静”之法印所彰显的“去执”理念颇有益于当下。

  首先,“去执”有益于心灵之解放与心理问题之解决。诚如卢梭所谓的“人生之追求在于自由,然无时无刻不在枷锁之中”那样,人生的最大追求莫过于自由。然而,当下的人却被种种“执”紧紧束缚,尤其是“物欲”之贪,非但束缚人之心灵,更引起能源危机、生态危机、环境危机,进而导致人类生存危机。古希腊先哲推崇的“节制之生活”,儒家倡导的“中庸之生活”,道家所向往的“自然之生活”,其“中道义”均可视作佛家之“去执”。“执着心”起,贪、嗔、痴亦起,所谓“耆欲深者其天机浅”,天机既失,人生何趣之有?且夫物欲缠身,人随物转,为物所控,为之殚精竭虑,精神焦虑,欲罢不能,岂非失去自性,何谈自由?亦如庄子所言:“终身役役而不见其功,荧然疲役而不知其归,可不哀乎?”因此,窃以为在“利益主宰”一切的当下,在消费、浪费、挥霍成为“关键词”的当下,在竞争日益加大、生存压力日益增大、心理问题尤其突出、自杀率居高不下的今天,用“去执”之理念来治愈人类之“焦虑”,倡导一种节制、回归心灵的生活,对个体身心健康、社会和谐稳定均大有裨益。

  其次,“去执”对老人之终极关怀有所帮助。人之于世,不过百年,畏死之心,人皆有之。尤其在中国即将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当下,终极关怀问题日渐紧迫。自然,若世人皆能以老庄之豁达、唯物科学之理性对待生死固然甚善,但并非每个人皆能了悟生死,更多的乃是畏死、恐慌。事实上,多数老人乃于恐惧、孤独中离去,尤其在老人院,此种问题更加突出。窃以为在宗教信仰不甚普遍的中国,我们既可通过佛学有关理念(如“去执”)之推广来开示世人,使其胸怀宽广、博大,用“月到天心、风来水面”之自然和恬淡之心对待“生死之大”;亦可通过“人间佛教”之推行而安抚之。事实上,在民间,净土宗对百姓之终极关怀一直起着重要的安抚作用。

  佛学之于哲学、文化之交流佛学于文化交流之功用可谓大矣!文化交流之准则乃为求同存异,增进沟通,故尔要求诸文化中须有“公约数”或至少须有相似点——最低限度亦要“形似”——沟通、对话方可进行,否则自说白话,交流流于形式。同样,若诸文化完全一致,亦无交流之必要,此种况味莫若白石老人论画所语——“似与不似之间”。佛学本始于古印度,之所以能在华夏扎根,亦在于其于儒、道之“似与不似之间”,彼此具有互补性,故而能和谐交融,成为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若缺乏交流、贯通之环节,佛学亦或能传承至今。当然,笔者并不排斥完全“不同质”的文化也可能经过碰撞、摩荡乃至交流的可能性。

  当下,鉴于地球村、“经济全球一体化”之客观现实,文化、学术之交流亦频繁有加。窃以为弘扬佛学之精髓,不但有益于佛学之传承,亦有益于诸文化之精进。就“同质”文化而言,当下应加强汉传佛学与藏传佛学,以及日本及其东南亚各国之交流,取长补短,彼此提高。通过学术交流,进一步圆融律、密、禅、净、教等各学派,推动佛学文化的传承、弘扬和发展,以求为人类提供智慧之资。

  就佛学与西方文化而言,尤有交流之必要。似乎表层而言,佛学与西学风马牛不相及。然而,事实上,佛学或隐或暗地影响着近代西方思潮,西人叔本华、尼采、柏格森乃至海德格尔莫不受其影响。无疑,此种“形似”至少为佛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文化之交流奠定了基础。恰如北大教授张祥龙所言:“在今天众多的西方哲学流派中,也许只有少量的能与中国古代思想进行有孕育力的对话。肇端于二十世纪初的现象学,而非任何传统的西方概念哲学,是这样一个待选者。”予深有同感。不过,予将之锁定了较为“准确”的目标,窃以为更须在佛学之唯识论与西方现象学之间架起沟通之桥梁。现、当代西方哲学,多受胡塞尔现象学之影响,萨特、舍勒、海德格尔等哲学大家莫不受惠于现象学,现象学业已成为西方学术界之“显学”。其始祖胡塞尔终生作现象学导论,以本质直观、现象学还原及意识构造为核心内容,以求为一切科学寻找绝对支撑。然究其根底,仍不圆满,若以唯识论视之,似乎并没有超越前六识,若其在生年能接触唯识之末那识、阿赖耶识等理论,其“现象学”理论之构造也许更为精当。当代有识之士如张祥龙、倪梁康及瑞士著名现象学者IsoKeern(耿宁)诸先生已着手展开佛学与现象学沟通之研究,然而上述诸君皆以西学为宗,兼及佛学,似有所隔。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太虚法师于厦门讲法相唯识学,其不但“才通三藏,学融古今”,更熟稔西学,将西方哲学、科学与唯识论融为一体,为佛学学术之精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人若有精通唯识之君能以佛学贯通“现象学”乃至西方后现代哲学,则无论对推进人类学术、矫正西学之偏执还是弘扬佛学文化之精义、沟通中西哲学文化均有无上之功德。

佛学之子道德伦理虽然佛学之宗旨乃是“成佛”,但成佛之根基仍在“做人”,故尔“道德伦理”乃其“份内事”。如净土宗之《观无量寿经》云:“欲生彼国者,当修三福:一者,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二者,受持三归,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三者,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如此三事,名为三世诸佛敬业因果。”所谓“佛从人起”,只有先修持德行,返归良知,然后在此基础上不断精进,才有达到“佛”之可能。

  就佛学伦理之当代意蕴而言,窃以为可从普世伦理、动物伦理、环境伦理而挖掘之。

  首先,就普世伦理而言,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佛学之宗旨乃着眼于“动物人”之解脱,此解脱乃是针对整个人类而言,这势必使之带有“人间佛学”的性质。因此,通往“解脱”途中的诸多戒律多为“普遍人性”之规范,自然使其带有普世伦理之特质。上世纪末,西方伦理学界热衷于将“摩西十戒”纳入普世伦理之体系,事实上,佛法戒律亦具有普世性,且更为详尽、周当:既有对人性基本约束的“八戒”,亦有涉及衣食住行、坐卧起止的细节——“小戒律”。尤其重要的,佛法之伦理要求不但有丰富的内容,更有一种有效的约束机制,或曰修德之保障。

  佛学要旨首先在于做人,虽然禅宗“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顿悟”说,似有忽略德性修持之偏向,但是总体而言,佛学尤注重“因果报应”、“六道轮回”之威慑与“依德渐次修行”之道。此种“因果报应”及其“威慑”(如世人若不能积德行善,就有可能坠人地狱)不断拷问、警醒,进而唤起人之良知,并通过“持戒”将外在威慑内化为德性,从而避免误人歧途。可见,“因果报应”、“六道轮回”对规范人性起着至关重要的“监督”作用。而当下,崇尚利益、技术理性之人类,道德标准日渐模糊,行为肆意妄为;外无“因果”之威慑,内无良知之反省,以至于导致人性之恶泛滥,虽有法律之干预,然终不能在心灵根本处断绝恶念。故而导致法律条文愈来愈繁,然犯罪率却居高不下,斯为痛矣!

  若佛学能走进民间,以净宗之“慈、孝、敬、信”、华严之“包容必均”之理念化解人间争执、冲突,实行太虚法师所谓的“人间佛教”,则不仅有利于道德人心,亦能帮助政府解决诸多社会问题。今人净空法师以安徽汤池小镇为“试验区”,以“弟子规”教化当地村民,用力三月有余,而营造出一个人心和谐的首善社区,可谓成绩斐然。其做法值得我们深思!

  复次,佛教伦理亦有助于动物伦理与生态环境伦理之发展。佛学大乘伦理思想乃是“慈悲为怀、普度众生”。《金刚经·大乘正宗分》云:“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今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此论标明佛学所持动物与人乃平等关系之理念,当下西人伦理学家辛格、约纳斯等所谓的动物权利亦不过如此。且佛法又将人与动物皆纳人“六道轮回”之中,作恶之人可沦为动物,而“听经得法”之畜生亦有轮回为人之可能:此规避了西人口头宣传之虚妄,为世人“身体力行”之实践打下良好根基。天台宗智颐大师进一步把“六道轮回”扩充为“十界互具”,意谓动物畜生不但有人性,而且也有佛性,只要修成正果,不但可成人,亦能成佛,可谓为动物之生存争取了广阔空间,亦为当下人们重新审视人与动物之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其次,就生态环境伦理而论,可谓“众生有情”的进一步逻辑推演,即把众生由“有情界”扩大至“无情界”,首倡之举,当推湛然大师。湛然在《金刚锌》中对“故知经以正因结难,一切世间何所不摄,岂隔烦恼及二乘乎?虚空之言何所不该?安弃墙壁瓦石等邪?”其义在于表明“无情有性”,既然“无情有性”,一草一木、一尘一石、一瓦一砾皆有佛性,那么世人应以平等心对待一切众生,包括植物、土地等等。近年西方人虽有土地伦理、生态伦理、环境伦理之宣言,但仍然处于“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并没有从根子上人手,若将其与佛学之“众生有情”之理互摄、参照,殊几对当下人类走出环境、生态、生存之危机有所贡献。

  佛学之于科学研究提及科学与宗教之关系,常人似有荒诞不经之感:科学与宗教水火不相容,岂能共生?然而,事实却远非如此。相反,愈是大科学家,其对宗教愈充满敬畏之感,愈看重二者联系与互补性。恰如192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康普顿所言:“科学与宗教不存在冲突,科学愈来愈成为宗教的盟友。我们对大自然理解的越深,我们对大自然之神也认识的愈清。”爱因斯坦亦有“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瘸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之论。事实上,确实如此,大物理学家开普勒、牛顿、爱因斯坦、普朗克,大数学家莱布尼兹、康托尔等皆有着深厚的宗教情结。无怪乎杨振宁先生有“哲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变成科学,而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到了宗教”之感叹!

  就佛学与科学之关系而言,亦大抵如此。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尤智表居士在《一个科学者研究佛经的报告》中就佛学与科学之关系从外在“形似”到深层“神似”联系均进行了详尽、中肯之论述,至今读来,亦发人深省。尤其对佛学时空观与相对论之比较、“因缘和合”与“质能之联系”之贯通、“色、空”之转换与“物质不灭定律”之关联均有真知灼见,颇启人思维。

  就当下佛学予科学之对话、沟通,余不自量立,尝试归纳为以下诸点,以求教于方家。窃以为,佛学与科学之提携,大致有五:一则佛学可为科学提供更为广阔、立体的多重思维空间。科学愈取得突破性进展,首先要“跳出庐山”,将自身置于更为开阔的空间内,才有可能“识得庐山真面目”。佛学中所蕴涵的丰富想象、超常思维及多维观察视野均有“超越”之质,极有益于科学之“思想解放”。二则佛学“圆融”之理有助于纠正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之偏执。自然科学方法倾向于机械、孤立之术,然宇宙万物乃因缘和合、互为条件、一体无隔之状。假若不能将具体学科置于整体联结之网络下,科学研究犹如盲人摸象,很难取得重大突破。当下各种学科之界限已不复明显,呈现出一种混沌状态,交叉学科异军突起,似乎印证“万法归一”之古老哲理。三则佛学之因明学所蕴涵的“逻辑思维”尤其有益于科学探索。虽然就表面而言,科学注重事实、实证,然而科学欲要超越自我,亦需“思想实验”,爱因斯坦相对论之提出乃建立于独特想象与抽象思维基础之上,而“因明学”即为训练人之抽象逻辑之妙术。遗憾的是,当下,非但自然科学家对之知之不多,即使从事哲学人文学科之士亦大多对之陌生。若有志之士能将因明之学所彰显出的思维方法予以研究,则会使其更加科学。四则佛学唯识论有益于心理科学之发展。心理学研究大抵围绕感觉、直觉、思维而展开,其总体研究仍然在六识之内,若能将末那识、阿赖耶识之理论运用于心理学,心理学中的诸种难题亦可化解。五则佛学之信仰及其“体证精神”对当下从事自然科学研究者亦有所启发。佛学讲信仰,更讲“实证”、“体证”,皈依佛门的诸多“僧宝”用终生来证其“信念”,这种对信仰的坚持和实证精神与科学家的追求真实乃一脉相同。不同的是,自然科学从共性角度求证世界之真,而佛僧则从个体身份体证世界之真。就当下而言,从事自然科学工作者不仅信念不足,且缺乏甚至失却严谨的实证精神,近年发生在科学研究中的种种丑闻、闹剧即为明证。窃以为,若其能从佛学精神领悟一二,亦当有益于科学之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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