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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绿茶

万法如幻。。。。。。

 
 
 

日志

 
 

传统文化之反思原载《华北电力大学学报》  

2010-10-07 14:00:1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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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之源头首推《易经》,《易经》虽晦涩难懂,然言简意赅,博大精深,融自然万象成一体,汇人事智慧于一炉。既暗含自然科学之玄机,又深蕴辨证思维之开端。继《易经》而来,便有《洪范》五行学说之诞生,五行金、木、水、火、土构筑世界之根本,且五行之间相互交汇而演绎万物。及至西周后期,《易经》、《洪范》所谓之“渊源”发生裂变,形成“诸子百家”之奇观。

鲁有孔子,以仁义为本,忠恕为径,重《六艺》诗、书、礼、易、乐、春秋而教人以德;习《六义》礼、乐、射、御、术、数育人以技。力求恢复上古淳厚道德之民风——克己复礼;躬身践行现世人事管理之原则——中庸之道。开儒家一代之雄风,独领风骚于诸子百家,虽经数千年风雨而经久不衰。

周有老子,以“道”为轴,“自然”作弦,崇尚“天人合一,无为而无不为”。其知白守黑以弱胜强之思想,道之无物惟恍惟惚之辨证,既醍醐灌顶于人生之路,又贯通智慧于学术事业。对于今人亦大有裨益。

春秋时期的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的功利主义以及重名实之分、注重经验的知识标准,开辟原始“实证主义”与“动机论”的先河,表现出一种重视实际的科学精神。由于其思想重“功用”轻“人文”,重“经验”轻“伦理和文化”,于世事相悖,且又由于其所处身份低微,不为当权者所重,是故秦汉之后,墨学逐渐衰微,几成绝学。自然同时还有阴阳家、名家、农家、纵横家等等,纵然它们张显一时,但终因不合时代节拍而式微,故本笔者把只把儒、道作为文化源头。

秦汉之后,中国传统文化(源头文化或国学)即沿两路发展,一为儒家,一为道家。儒家称威于顺世,帝王看重的是等级井然上下和顺的顺序;道家活跃于乱世,统治者取法的是无为而治的谋略。二者一张一弛,一开一合,顺应于时代,相携而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虽经千年的风霜仍不腿色。

环顾人类古传文明,四大文明古国至今只有中、印文化依然涛声依旧(印度文明在某种程度上已是被变革了的文明),至于古巴比伦、古埃及则已是“昔人已乘黄鹤去”了。于是,人们禁不住发问:缘何中国传统文化虽历经数千年的风霜雨暴非但没有剥落反而益发显示出其勃勃的生机呢?欲探此源,非从中国文化的特质上把握不可。

盖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在于一个“和”字,自《易经》以始便定下了整个文化的发展基调,即和生万物。从《易经》的卦中之爻位来讲,有“三多凶,五多功”“二多惧,四多誉”的说法,何也?盖二,五之爻位居中位,中位者,刚中、柔中之意也,即不偏不倚,中庸之道,概括言之就是一个“和”字。五行观念中,金、木、水、火、土之所以能生万物,关键仍在这个“和”字。“和”者,交合,互生之意也。正如《国语》所云,“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没有交和与和谐的因素,世界断然不会形成。孤阴不长,独阳不生,“和”本身也包含了差异的成分。

儒家学说从入世着手,把“和”引入了人伦、政治,更是崇尚“仁义”为师,中庸为道。整个儒家的思想,无论是“忠恕”“孝悌”,还是礼、义、仁、智、信,最终目的是用入世的态度力求营造一和谐、文明的社会。《论语》云:“礼之用,和为贵。”[①]便明确的表达此种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诸多论述则从伦理道德方面着手进而引申出以“和”治天下的主张。《中庸》更是系统而全面的阐发“和”的意义和内涵。至于后世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等儒家流派基本上仍然把“和”字作为治国安民、立身行事的核心。

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则把“和”字引向了人与自然。他从出世下笔,效法自然,遵循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发自然”[②]之原则力求去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而庄子则用“逍遥”、“齐万物”的思想达到天人贯通。魏晋南北朝时的玄学发扬了道家超越世俗的形而上的层面,而根置于老学的道教则明显带有养生、避乱的实用特点。虽然侧重点不同,但总体是重生,向着关注生命、关爱自然的方向发展。因此,如果说儒家追求的是社会的和谐,道家追求的则是“自然生命之性”与“人与自然之和谐”。人、社会、自然又构成了三位一体的客观世界,人世间的一切智慧莫不隐含其中,这亦是儒道两家能够跨越数千年的时间隧道仍投射出智慧威力之原因。

自然,中国传统文化的“和”性表现的尤为淋漓尽致的当属历史上的几次大变乱,此为融合之表现。追溯历史,则知每次大变乱中,中国的传统文化都吸入外域文化,并用“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宽广胸怀接纳之、融合之,用他山之石 激发传统文化之活力。历史大变乱按时代来分则有,春秋、战国、南北朝、五代、金元、满清等。数次文化、政治活动变革结果终是以儒、道为体的汉文化包容、同化了异族文化,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和合力”。其中尤为大书特书的首推南北朝时期的大变革,因为此次变革为西域文化“佛教”的传入打开了缺口,在经过常时期的融化之后,便产生了盛唐一带的灿烂文明。

佛教自传入华夏大地之时起,经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摩荡、筛选后,便以一种旺盛的精力生长。因其以解脱众生之苦为纲,以启发人的智慧为目,注重人性、心性道德之修养,力求普渡众生与乱世,还人间以祥和与温馨,故尔其非但合乎“和”文化的本质,而且与儒、道两家有极大的互补性,所以,佛家一经形成,便与儒、道三分天下,共同构筑起中国文化的中流砥柱。此亦是中国“和”文化的又一见证。

南北朝以后,中国的文化顺着儒、释、道三个流派下传,历代文人智者无一不顺此轨道而行。那些自成体系、开一代世风的创新者亦离不开这个圈子,即儒、释、道三家各取几分,加以融合、取舍形成所谓自己的理论,宋明理学尤其如此。若溯本追源,其文化根底仍在儒、释、道三家。三家与人关系之密切,莫若台湾国学大师南怀瑾论述之妙:“儒家象粮店,道家象药店,佛家象百货店。”寥寥数语,形象生动,将三家功用示之与人。这其实是“和”文化在学术传乘上的体现,充分体现了融合贯通、和谐相融的文化氛围。

殆至两宋,中国“和”文化已由幼稚走向了成熟,它犹如瓢在苍冥中的慧眼俯视着众生。在此种文化氛围感召下,中国的文化无一不打上了“和”字的烙印:书法讲究布局和谐和字体的流畅;国画追求意境的空灵与和谐;中医力图寻求用一种柔和的方式减轻病人的痛苦;邻里之间追求和睦相处,商家贾人恪守和气生财;高层领导希冀国泰民安;国际准则实施和平相处……。总之,以“和”为本质的中国传统文化已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它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都产生了具有深远的影响。

时间是不息的河流,文化是不滞的血脉。“时移世易,变法亦移。”环顾当今寰宇之特点,则是能源与环境登堂入室,克隆并网络风起云涌,睁眼闭目之间,举首投足所至皆是科学技术的天下。然探究现代科学发源之处,则几近来自西方。面对此情,国人不仅扪心自问,既然中国有那么灿烂的文化,创造了那么多的人间神话,可为什么中国文化里就没有培育出科学的种子?这其实也是英人李约瑟终生未解的一个难题。

诚然,中国的传统文化(即儒、释、道,自南北朝以后佛家已融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之中)是探讨人生智慧与生命的学问。因为关于人生的问题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人类如果连自己的生命问题都解决不了,又何谈科学呢!更何况,科学作为外在的东西,最终也应该为“人”的安身立命服务的。

如前所述,由于中国文化的精髓在于一“和”字,“和”本质上就是“德”字,“和”文化也就是一种伦理文化,在这种文化的境域下,“和”自然成了判断事物正确与否的最高标准。俗云: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和”文化虽然在二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它并非尽善尽美,最明显是中国的和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科技的进步。比如在“和”文化为主的价值体系中,人们处理事物容易情感大于理智,缺乏实证精神和冒险精神;直觉大于推理,缺乏逻辑分析方法;在继承传统文化则是容易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不敢越雷池一步,甚至在所谓“和”的旗帜下牺牲了个性的张扬等等,这无疑阻止了创新思维的发展。尤其是道家的创始人老子“绝圣弃智、无为而无不为”的所谓“消极避世”(其实是后人脱离了老子的语境,误读了老子)的思想被后人不假思索的生吞活剥,致使国人缺乏一种探索进取精神。而这些正是科学发展之所需。难怪有人评价中国的传统文化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然而,单凭上述证据就因科学滞后之象定罪于中国传统文化欤?难道传统文化果真是科学技术的死对头?只靠舌战无济于事,还须让事实说话。翻开历史,中国的科学盛事一目了然。中国的科学文化在明以前是一直处以世界领先地位的,其中诸如《九章算术》、《周髀算经》、《授时历》、《千金方》、《天工开物》、《梦溪笔谈》、《本草纲目》等等著作皆为自然科学中的宏策伟构,至于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祖冲之计算的圆周率,僧一行测定的子午变更线,张衡的地震仪,李冰率众建筑的都江堰等诸多发明遥遥领先于西方,古代的中国为人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确凿的事实告诉我们,雄浑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非但有适于培育科技之土壤,而且还结出了累累硕果。

正如新儒学的代表牟宗三所认为的那样,在明之前,中国的文化仍很优越。西方在十七世纪以前,无论哲学、艺术还是科学技术均不及中国,至少不高于中国。只是到了文艺复兴之后,伴随瓦特蒸汽机之诞生、牛顿物理定律之出现及宗教改革之盛行,使得西方在文化方面突飞猛进,日新月异。这时的中国传统文化却在满清的高压摇摇欲坠:传统文化被阉割;民族的生命被扭曲。两千余年的古老文化凝滞不前,何谈科学技术之发展!假若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被异化,按着中国特有的步子在中国的认知系统里前进,是否能接出具有东方韵味的科学,也未可而知。科学本质上是人类对事物真实状况的近似描述,不同的文化体系和思维方式可以用不同术语、概念来描述、解释之,没有谁能够规定科学必须按西方的模式来进行解释和说明。譬如,中医就是用一种建立在经验和五行理论上的科学,五行的生、克似乎缺乏必然的逻辑关系和科学根据,但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与西方截然不同的中医理论同样博大精深,脉络学、针灸等等看似与西方医理相悖的医术同样治病救人,难道说它们就不是科学?中国近代之所以没有走上一条与众不同的“东方科学”,是因为西方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科学理论,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去重新建立新的体系了,况且近代积贫积弱的中国整日忙于内忧外患,精力有限,本身对之亦不重视。

当然,历史不可假设。我们仍就中国传统文化自身来分析,它确实也存在着制约科学发展的多重因子,如:科教制度,价值观念,封建专职制度等都程度不一的对科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制约作用。(当然,中国传统文化重感悟缺乏理性逻辑思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此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只有技术没有科学,这种看法颇值得思索。)尤其是近二百年以来,国人的闭关自守,盲目自信自认为“老子天下第一”的封闭政策大大阻隔了科学发展的步伐。文化系统的不同,加之近代制度的衰败,我们确实落后了。但是我们在反思传统文化时,却步入了误区——那就是一切都以西方为标准,为模本,这在一定程度上阉割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优良的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在强势的西方文化面前,我们只能模仿,但靠模仿是永远不能超过对手的。如果丢掉了我们的国学传统和文化固有的优势,比如自强不息、辨证思维、尚中守和等等,中国还能走多远?其实我们在批驳和清算传统文化的同时,更要反诘:自五四以后,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大陆还有多少血脉?对照海外科技发达的地区和国家如香港、台湾、韩国、甚至新加坡的国学状况,我们难道还不觉醒?当下,非但我们的传统美德被遗弃,就连我们的母语都被忽视,学生们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甚至写漂亮的英文文章,然而却只能用错字连篇、语法不通的方块字写家书,更谈不上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了。“语言是存在的家”,一个丢掉母语的民族就如同割去母体脐带的婴儿,生长都成问题,何谈发展,何谈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国学的血脉不能丢,中华的精神不能丢,因为即便国学不能产生强势的科学,但却足以凝聚华夏,传乘炎黄。更何况中国有使科学腾飞的慧根——在传统文化熏陶下的聪明天性。

时光不可逆转,历史不能倒流更不可假设,然就如今中国传统之特质仍可大致科学发展之观未来。

盖传统文化思维方式之优在于:直观系统富于统摄力;综合辨证富于概括力。此种直观的全视觉思维若与西方的以分析实证的理性思维高度融和,再加上传统文化这块肥沃的土壤为基地精密开发,则中国科学的复兴指日可待矣。

《三国演义》开篇云: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实何止于天下大势国家兴亡历史流变如此,国学乃至世界文化发展演变之趋势,亦似于此。

众所周知,西方文化的发展是以一种剥落式的方式进行的,先是哲学,进而是宗教,然后是科学。正如英国思想史家艾赛亚?伯林所述:“哲学发展过程只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它不断扔下一些原来属于他的成分,而将它归属到其他的学科中去。”诚如是,哲学最后的归宿只能是脱离了实际的无成熟答案的“形而上”的问题,臂如宗教。(因为成熟的问题已经脱落并形成其他的学科)这样看来,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所说的“哲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变成了科学,而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到了宗教”的话就颇耐人寻味。现在西方的文化的归宿是不是宗教尚无定论,但西方的文化却大体上是满足“和久必分”(注重在分),从苏格拉底的肉体、灵魂分裂到柏拉图理性、情感的对立一直到近代的理性与意志的断裂,乃至现、当代的分析哲学流派、原子哲学流派、语言哲学流派等等亦均是建立在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的,是在“分”的途径上建立起来的。这一点大概和西方人偏重分析的理性思维有关。

中国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满足“分久必和”(注重在和)的,文化源头《易经》本身就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大杂烩,即使现代的建筑甚至机械制造中都包含了诸如美学、哲学、历史学等各种文化的综合,中国文化历来是文史哲不分的统一。总而言之,无论是秦始皇武力统一文化还是“儒释道”的三教合一,无论是董仲舒的“独尊儒术”还是满清是的高压专制,结果大都以文化的统一告终。这与中国的综合思维方式以及历史传统、审美情趣、价值观念有关。

透过人类文化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文化大致是沿一种有总到分的方向发展,东方文化则是沿一种有分到和的趋势运行。当二者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总会有相遇、融合的那一点——如果人类本着开放的胸襟不再人为地设置障碍的话。西方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提倡的其实就是一种注重联系的“和谐”,是对二元对立的反思和批判,这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和,这说明,人类的文化殊途同归,最终归宿必然是融合(分久必和,当然这种融合是带有各自特征的融合,不是简单的移植和模仿)。当然,这里需要声明,这里的融合并不代表人类文化完全采用一种模式,而是在各自民族性的基础之上借鉴、吸收一切有利于自身文化发展的要素,从而使得世界文化呈现出一种和谐有序而又具有多样性的格局,因为单一的文化从来不是人类的指归,也没有哪一种文化可以担当起拯救整个人类文明的的重任,况且丧失了个性特色的共性也最终避免不了昙花一现的结局。

然而,在融合(即各种文化能以平等的身份出现以提供选择)之前,至少在当下,我认为中国文化必将首先造益于整个世界。理由很简单,因为任何一个个体都面对三个问题,即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关系。在西方,这三个关系都不同程度的出了问题,西方工业化不但把人沦为工具,导致人的异化,消解了和谐的人际关系,而且还造成能源危机、环境危机,这靠其自身的文化已经很难凑效,因为其文化就是着重的二元对立,如果分析其现代艺术更加看出这一特点,无论毕加索、梵高和塞尚的抽象化还是嬉皮士的音乐,到处都用夸张、变形的手法再现人与人,人与自身甚至人与自身的对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单纯靠分析思维为主旨的西方文化到了穷途末路的境地,需要引进新的异质的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似乎满足了这种需求,或者至少具有启迪意义:人与人关系的恰当方式莫过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与自然的最高境界莫过于天人合一(西方人与自然的对立已经造成恶果);人与自身的关系用中国的“慎独”或“反省”。由是观之,中华文化确实有走向世界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有人讲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化复兴的世纪,但是若站在人类文化发展的角度上看,二十一世纪人类好象更应是文化整和、重建与对话的时期。任何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和自身独特的价值,文化的本质是开放的,好的文化应该是为全人类所共有,它应该是没有国界的。我们在宏扬国学的同时更还要善于借鉴和吸收,用一种开阔的眼光看待世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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