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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终点在哪里?  

2010-10-05 14:35:2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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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终点在哪里?

 

前些日,读到光明日报刊登的《教育的起点在哪里》一文,对人们当下所持的“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及其“超前教育”之理念颇为感慨。君不见,多少父母,为了孩子将来的前程,对孩子的教育“无所不用其极”,正如文中所言:“2岁起,上幼儿园,不成;1岁,报亲子班,不成;从出生开始,实施零岁成长方案,不成;要胎教……。”未出生的孩子似乎已被“教育格式化”,甚至被剥夺了将来的自然、自由成长的权利,遑论童年的快乐时光!感慨之余,不由得进一步追问这样一个问题,教育的终点在哪里?或曰——教育之目的究竟为何?若不能解决教育的“终点问题”,那么这种充满“残酷”色调的“起点教育”还将继续下去。

关于教育之目的,国人在两千多年以前曾有明确之论述,如《礼记?学记》开宗明义,道出教育之旨:“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即言教育乃立国、强民之根本。即便现代,此论亦不失其正当性。近邻日本之所以在二战的废墟上一跃成为世界强国,全赖教育之力。然而,对于“立国(建国)、强民(君民)”之义,我们若对之稍加分析,当知“二者排列顺序”颇为微妙。我们惯常的口号是“教育立国”,“教育兴国”乃至“科技兴国”似乎把教育直接与“国”之兴衰直接相关联,而遮蔽(至少在文字上忽视)了“教育”与“民”的联结、沟通,使得“教育与兴国直接划上等号”。殊不知,教育立国恰恰要经过“强民”之重要环节,若离开教育“强民”,所谓的教育立国、强国无异于水中花、镜中月。

若明了上述“教育立国”之逻辑,当知,立国的根基在于“强民”,“强民”则是教育的直接目标或任务。无疑,对“强民”的“理解”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教育之“取向”。

然而,考察“强民”之义,又似无定论。因为在人类发展史上,不同学派、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背景对于“强民”的认识亦千差万别。如以学派而论,儒家的“强民”教育乃希冀通过推行“仁、义、礼、智、信”的道德熏养,使得每个人都成为谦谦君子,国家自可“大治”;道家则试图通过“无私无欲”的“非道德”教育,让人回归自然淳朴、无为之状,国家则“无为而治”;法家则试图通过严厉的惩罚措施通过威慑、恐吓之手段,让百姓顺从“国家(帝王)意志”,国家自然可治;兵家则借助加强“武装”训练使其国不受侵犯的得以长存……。就历史时期而言,战乱时期大抵以“尚武”教育而“强民”,平稳时期则以“和顺”发展而“强民”。以“国别”(文化背景)言,西人多以个人为目的,如美国以追求个性发展为强民之要则;德国以关注“理性自我”为强民之根基;法国则以思想之“浪漫”为强民之准则。要之,“强民”内涵不同,将导致教育之取向各异。

自然,在上述“强民”教育取向下,“民”亦自觉不自觉的将自身日益“塑造”(教育)为“道德人”(儒家)、“自然人”(道家)、“法律人”(法家)、“武士”(兵家)、“经济人”(美国)、“理性人”(德国)、“浪漫人”(法国)等等。应该说,上述不同的“强民”教育对强 “国”皆有其合理因素。然而,若细察上述“强民”教育之特质,自古而今,皆程度不一地存在着将人“工具化”、“功利化”之倾向。这种“强民”教育的“功利化”取向遮蔽并限制了人之发展的多样性。这实则透射出人们对“教育”本质认识的偏颇。

窃以为,教育之本质或曰其终极目的在于“教育让人成为人”,而非成为某一类人;只有人成为人,才是真正的“强民”教育,亦能真正让民“强”起来(至于强国,实乃“水到渠成”之事)。法国启蒙思想家蒙田这样谈论教育:“求学不是为了急功近利,也不是为了装点外表,而是为了充实和美化自己的内心世界。与其说教育是为了培养一个精明能干的人,倒不如说是为了造就一个精明能干的人。”[2]蒙田的看法大致道出了教育的本质。

当然,笔者并非完全否定“功利化”教育的“契合”性,甚至在某特定的时期,“功利性”教育恰恰是一个民族得以延续、进步的重要手段。但问题在于,教育并非永远以“牺牲”人性的全面的、自由发展为代价。在一个“成熟”的社会,教育应回归其“成人之教”的“强民教育”——即让人成为自由发展的人,“造就一个精明能干的人”,而非某一种工具。自由发展的人,亦意味着和谐发展的人(和谐人),更意味着富有创造力的人,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强民教育”。对此,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的更干脆:“学校的目的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照我的见解,在某种意义上,即使对技术学校来说,也是正确的。……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到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3]如果,每个接受国民教育的学子都具有健全的人格,独立思考的创造精神,真正成为大写的“人”,“家”何愁不兴?“国”何愁不兴?此可谓教育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约似道家的“无为而治”。相反,如果教育纯粹以“实用”为取向而忽略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尤其忽略了健全的人格和优良品质(尤其道德品质)的培养,即便其“储存”再多的“信息”,又有何益?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教育发展历程,应该说,我们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但同时亦存在着“功利化”的倾向:无论是扩招前的凭“高考跳龙门”还是扩招后的藉“高考谋职业”;无论是我们宣传的“知识改变命运”还是所谓的“科教兴国”,国人似乎过多地看重了“实用”和“功利”。“实用”、“功利”之教育在短期内提高各种“指标”确实有显著“疗效”,然而,长此以往,则极不利于国民素质的提高。例证之一,在“大学毕业即失业”的现实下,高中辍学率明显反弹,据载,2009年,仅山东就有4万名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我们教育理念值得反思!——假若我们的教育仅仅蜕变为谋生(即古人所谓的“稻粱谋”),仅仅为了出人头地(考入仕途),那么这种教育与科举何异?我们又如何提高整个国民素质?事实上,我们的教育又近乎如此:为了获得一份好的职业,在大学生贬值的情况下,千军万马则“汇聚到”考研的独木桥上;当硕士贬值时,则奔向考“博(士)”的独木桥上,竞争激烈程度可想而知……。于是,为了让孩子将来登上金字塔的“制高点”,有一份“好工作”,所谓的“起点教育”问题也就完全暴露出来,且愈演愈烈,不能不使人担忧。

现在姑且让我们回到“教育终点”上来,正如笔者上文所言,教育之目的在于人的自由、全面之发展,在于将真、善、美诸种优良品质“集于”个体之中,从而使之成为一个“自然发展”的“和谐人”。只有这样的教育,才能真正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做到真正的“强民”,而非仅仅“造就”几个工程师、技术员。也只有这样,我们的儿童才既能享受到作为人所应有的“欢乐”童年,又能健康、茁壮的成长。把快乐、幸福和自由还给孩子,把多姿多彩的生活还给孩子,把好奇、幻想的品质还给孩子,只有在温馨、自由和自然的环境中,孩子才能真正的茁壮成长。更何况,这种着重“综合素质和自由发展”的教育土壤不仅为“大师”的产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类似钱学森先生提倡的“大成教育”),亦为民族之兴旺发展奠定雄厚的基础。当然,真正回归“教育终点”的“成人”之教,不仅意味着观念的变革,更意味着我们需对选拔制度、考试制度、就业制度做相应的改革、调整,这无疑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然而,现在已到了行动的时候了,若不如此,非但教育的本质将继续处于“蔽而不明”的状态之中,而且我们“后代”将痛苦地挣扎在充满竞争的“教育的起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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