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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与不疑之间 《五邑大学学报》  

2010-11-07 13:11:32|  分类: 哲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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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中西教育之差别,世人公认的看法乃是我们的传统历来缺乏怀疑精神,这从《论语》与《理想国》的叙事风格就可以看得出:《论语》乃圣人对弟子“不容置疑”的教诲;《理想国》则为师徒间平等的探讨、辩论甚至争执,而亚里士多德在追求理性知识时所谓“我爱吾师,我更爱真理”之“宣言”更加固此观念。此看法固然有其一定的道理,然而,窃以为,在评判此观念前,我们更需澄清一个态度,即对“怀疑”所持的立场,是否一定把“怀疑”视为一种价值判断,换言之,只有“怀疑”才是有价值的,才是好的。其次,还要追问中国式的“怀疑”之特质,因为缺乏怀疑并非代表没有怀疑——而解决好中国式怀疑精神将涉及到我们应当如何应对经典文化大问题,故而不可不慎。因乎此,对上述问题需具体对待之,更须放入具体语境内进行参照和评判。

先举两个支持中国缺少“怀疑”精神的例子。

其一是载《五灯会元·卷四》(“陆亘大夫”)的典故:

陆亘大夫问南泉:“古人瓶中养一鹅,鹅渐长大,出瓶不得。如今不得毁瓶,不得损鹅,和尚作么生出得?”泉召大夫,陆应诺,泉曰:“出也。”[1]p.412陆从此开解。

其二是宋·守端禅师的一个偈子:“分明皮上骨团团,封面重重更客观;拈起草鞋都盖了,这僧却被大随瞒。”[2](364-365)说的是有一学僧看到一乌龟,感到好奇,于是就向大随禅师请教道:“众生都是皮裹骨,为何乌龟却是骨裹皮?”大随禅师听后,并不作答,而将自己的草鞋脱下,覆盖在乌龟背上。守端禅师得知大随这一举动,于是有了上面的诗。

陆大夫救鹅,“鹅”在瓶中仍然没有出来,但当南泉大师猛喝一声,陆大夫幡然醒悟:原来自己被“鹅”束缚住了,当他从有关“鹅”之“牛角尖”问题中跳出来时,难题于是被消解掉,自然,“鹅”也就出来了。大随禅师则用“遮盖”的方式解决问题,有了问题不是及时解决,而是将其“悬置”、“覆盖”起来,进而避开,从而使得问题“不复存在”而“解决”。

事实上,上述两个例子可归纳一个问题,就是对“质疑”精神的“遮蔽”和不作为,用当下哲学流行的话语就是——通过人为的对“质疑”精神的“遮蔽”,进而使其质疑精神“退场”。对“问题”意识的遮盖,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用冯友兰先生的话来讲,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不去积极的解决问题,而是通过对问题前提的“化解”,使得问题不再能构成“问题”,从而问题得以“解决”。事实上,西方亦有类似的解决方式,如古罗马哲学家马克·奥勒留在《沉思录》中亦曾言:“丢开你的意见,那么你就丢开了这种抱怨;‘我收到了伤害’,而丢开‘我受到了伤害’的抱怨,这个伤害也就消失了。”[3]()p.23此论与中国的“化解论”可谓不谋而合。不过,“化解”问题的前提或取消问题的合法性,需要很高的智慧,儒家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佛家“去执”后的圆融无碍、道家少私寡欲式的“自然心”,即谓如此。

当然,表面看来,上述两例所传递的信息似乎是——“作为宗教信仰的佛教是排斥怀疑精神”的。其实不然,相反,佛经大多是“释迦牟尼佛答弟子问”。如《圆觉经》乃佛对十二弟子的答疑,《楞伽经》则是佛对大慧一百零八个问题的解答。佛学之所以被后人称为圆融之学,很大程度上乃是其能较圆满地解决各种“疑问”。若无诸种疑问,经书亦无存在之必要了。同样,基督教也容忍“怀疑”精神,中世纪哲学之所以沦为神学的婢女,相当程度上与其对大众所允诺的“质疑度”有关,有质疑,才需哲学去解释;有合理的解释,人们的信仰亦将更踏实。若宗教完全采取“唯信仰”方式,恐怕基督教很难维持,此言“教理”(解释)之重要。自然,宗教中的怀疑与西方知识论立场中的怀疑是截然不同的:宗教中的“答疑”或曰“怀疑允诺”最终乃为了对“信仰”的不疑,而知识论之怀疑则是为了“知识的增生”,是伴随人们对宇宙认识的“自然生发”。这里,我们追问的是,一种既非宗教亦非惟“知识论”立场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存在质疑之精神,如果存在,这种质疑精神又当如何表现?

 

 

欲回答此问题,首先须明了传统文化之特质。本质上,中国传统文化乃一种内省的、崇尚践行的伦理(德性)文化——借助身体去“做”的文化,而非“说”的文化。外在知识非其所好,历来圣贤皆以追求贯通天地永恒之大道为鹄的,绝非人所热衷的表层知识之“知”。相反,古人对纯粹知识甚至还报有排斥心理,因为外在追求有可能导致人之自性迷失。即便现代大儒亦作如是观,如熊十力先生曾言:“知识之败,慕虚名而不务潜修也;品节之败,慕虚荣而不甘枯淡也”(《十力语要》)。其态度很明显,缺乏修养(身体力行)的知识是不足为道的——孔子述而不作,乃由于“天(道)”蕴涵于现实的生活之中,靠个人体悟而达成。是故当其弟子子贡问起“天”时,孔子以“天何言哉!天何言哉!四时运行,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回答之。禅宗有“挑水砍柴,无非妙道”之论,看重的亦是“实干”的“修行”。道家对知识论的立场更加鲜明,老子认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知识不但无助于人对道的认识,反而诱惑了“道”,使人远离“大道”,“智慧出,有大伪”(老子·十八章);庄子则提倡“坐忘”,通过忘却外在的“知识”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即谓得道。既然得“道”意味着天人合一的融会状态,它依靠个人行动后的体悟,而非逻辑的论证和反驳,所以古代的大哲是不屑于辩论,此亦造就了中国哲学的格言形式:几乎是清一色的感悟、语录之语,而没有形成所谓西方逻辑架构下的宏大体系。宇宙在斯,万物在斯,“道”亦在斯,靠直观和感悟即可领会大道,而“语言上”的怀疑和辩论不过是庄子所谓的“小知间间”、“小言詹詹”的意气之争。因乎此,古人没有提出“吾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口号。更何况,在以“孝”、“礼”治天下、以“天地君亲师”伦理格局贯而通之的农耕社会里,后生小子对老师付出的更多的是尊重、景仰和服从而非批驳。由是,反叛精神和怀疑精神似乎要“逊色”不少。

如此看来,国人似乎真的缺少怀疑“反叛”意识,但根底上,国人并不缺乏质疑精神(如在治学上,孟子、朱子均提倡“疑”的精神,即使孔子亦有“当仁不让于师”之说),只不过这种质疑精神表现的更为隐蔽、含蓄、温和。因为无论怀疑还是反叛,首先要建立在彻底理解“他者”的基础之上,否则别人说一你非得说二,别人说东你偏说西,那是抬杠,哪是真正的怀疑?古人对他者的意见,尤其对经典著作首先充满敬畏之心,更抱着践行的态度以圣贤书开启心智、完善人格(为求个人私利而读圣贤书的不在此列),那么即使“经典有错”,也只有在长期的践行中“觉知”,而非当下通过简单的想象推理就能知晓。如王阳明对朱熹“格物”的怀疑是在“格竹”格到七天后仍无所获才开始进行的,并非“看到”格物二字就怀疑之。并且,个人的体悟亦不能代替“他人”(经典)的体悟,岂能轻易否定他人(尤其经典更是如此,历经数百年甚至千年流传下来,自有其价值所在)。更饶有兴味的是,不少最初对经典持批判怀疑态度者,最终却又回归经典,如“五四”中不少“打倒孔家店”的激进精英大抵如此。盖真学问乃蕴藏于亲身践行之中也,不到一定的火候断然难得其中三昧的:因此笔者将此称为“务实的质疑”;其二,古人对经典的置疑乃采用温和之态度来表现。譬如对经典的注释,仅《易经》而言,就不下于三千家,这事实上说明了古人的质疑态度,若无“质疑”之 勇气,一律沿袭古人之义,何有三千家之言?古人注解有“书不破注”的传统,你注你的,我注我的,纵然与他人意见相左,但依然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将之和盘托出,此为“大度”之质疑。其三则是“适度”的质疑。传统的质疑带有“不温不火”的中庸色彩,并非以极端的方式“一棍子打死”、“推倒重来”,而是以“克服中有保留”、破立结合的适度原则进行,这使得五千年的文化能相对完整的保存下来,避免了其他文明古国“烟消云散”之命运,也规避了“虚无主义”的浸染,不至于让人们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甚至让人们无所适从而坠入无底之深渊。

 

 

古圣哲对经典的怀疑精神可归结为“适度的怀疑”。“适度的质疑”乃意味着“质疑”的限度——自然也意味着一种理性的质疑精神。正如佛教虽允许质疑,甚至提倡怀疑(如禅宗)但不能对其“真如”、“自性”产生怀疑;基督教允许对细节质疑,但却不可对上帝的存在“质疑”。同样,西人哲学虽极力倡导追问精神、穷追猛打精神,但是其“追问”仍有限度,仍有所“止”,应止于“不能追问处”——如康德之“物自体”、黑格尔之绝对精神、柏格森之本质直观、叔本华之生存意志等皆不容“他者”质疑(至少对其哲学体系而言),否则根基动摇,其“理论大厦”也将为之崩溃。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他者哲学之核心乃无疑又是需要“怀疑精神”的:在黑格尔怀疑精神下,康德的“物自体”消失了;在叔本华的怀疑精神下,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被“埋葬”;在柏格森的怀疑精神下,西方的主、客对立被“解决”。但是,无论哲学怎样转换形式,始终有一个“形上之本体”存在,无论物自体、绝对精神、本质直观还是上帝、生存意志、权力意志(尼采),甚至马克思的实践观都可以近似归结为一个“宇宙的基础”,不同的只是称谓(名称)和解释相左而已。一句话,西方哲学怀疑精神的背后仍然坚信有一个坚固的基础存在,此乃人之生存的理由和根基;否则,怀疑将走向自己的反面,哲学连同其怀疑精神亦将不复存在(并且后人对他者的质疑大多亦从他者出发,体现了“扬弃”的辨证精神)。退一万步说,即使充满强烈质疑个性的西方文化怀疑历史、怀疑知识、怀疑信仰乃至怀疑一切,然而其绝对不怀疑其充满批判力的“怀疑精神”——理性。即使有非理性的崛起,而其对理性的批判仍然根基于“理性”:即言,怀疑是有限度的。

人类作为理性的动物,固然需要怀疑,需要批判。然而,在我们享受由“怀疑”带来的所谓“进步”时,更需要反思:哪些是我们需要怀疑的?而哪些又是我们必须固守的?这里,笔者所要探讨的问题是,在当下科技一统天下的时代,在西方文化“铺天盖地”抢占全球领域之时,我们的民族文化——经典文化——是否还有固守的必要?是否也要用一种“强制性”的怀疑将之搁置于历史的博物馆中?亦或以“西化”取而代之?

窃以为,民族文化之精华仍需固守。在马克思描绘的的“共产主义”未到来之前,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乃是一个民族得以生存的根基之所在,尽管在当下存在着“经济全球化”、“地球村”、“文化村”,然而在“全球一体化”的背后隐藏着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消解、控制和“覆盖”,因此愈是“全球化”,愈需树立民族文化之自信,愈需固守民族之根基,绝非简单的彻底抛弃。然而,具有讽刺色彩的是,近代以来,一向以含蓄著称的中国人在西方强势文化的进攻下,却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全面“质疑”,五四尤甚。

我们知道,一个民族存在之标志乃是其文化,而文化之核心则为其语言文字。然而,在100年到80年前,当西方势力视强烈质疑中国文化并将其列入应“淘汰之列”时,当中华民族面临亡国、亡种、亡文的紧要关头时,部分先进文化人却先于“西人”进行文化的“自我彻底质疑”和清算:“他们没等外国人来亡我们的文化,便自己开始阉割;没等外国人来灭我们的史,就自己开始谩骂;没等外国人来除我们的圣人,就自己动手来推翻。”[4]当时文化界、知识界竟然对母语进行彻底的否定:瞿秋白认为“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中国的汉字已经是十恶不赦的混蛋的野蛮的文字了”;鲁迅先生认为“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钱玄同则认为“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诸多言论,今日读来,简直不可思议。孟子云:“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5](p.255)。信夫此言!

难怪佛学会长王志远先生发出如是感叹:“我们站在今天来看,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危亡的时候,救国,在文化方面怎么竟有这番高见?……我看到这些文字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4]尽管当时部分“五四激先锋”出发点乃为国家民族利益,在当时背景下亦不得已而采取此“矫枉过正”之手段。然而这种对民族“本根的质疑”乃属“质疑过度”,其消极作用显而易见的——因为在一个极端的时代,它极有可能将“民族文化”置于死地,当孕育民族精神的“文化”被抛弃,即使“有国、有种”,处处以他者为“模本”,这样的“存在”又有何意义呢?事实上,自五四后,国人尤其大陆对传统文化又先后经过了若干次的“清算”,几乎将传统文化置于死地。

反观西方大学,尽管其骨髓里流淌的是怀疑主义,然而在对待经典态度上,却旗帜鲜明的是“传承”。如美国大学本科阶段,不分文理,古希腊、文艺复兴之经典著作均为必修之内容。哈佛大学尤其重视传统,哈佛的校训即说明此问题:“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与真理为友。”[6](p.92)哈佛重视传统,相信传统中有深远的智慧,所以哈佛不大可能出现全盘反传统、全盘反历史的疯狂现象。而我们的大学除了政治思想品德外,传统文化课则几乎丧失殆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自然,客观地讲,即使对于古代经典文化,我们可以质疑,亦可以批判甚至“彻底放弃”,但问题是在放弃经典前,你首先得拿出一套比经典(如《论语》《老子》《中庸》)更好的东西来。如果拿不出来,那么最老实的态度还是要回到经典,倾听并体悟智者的声音,并藉此为根基去传承之、感悟之、发展之、创造之。

 

我们仍然回到“怀疑”的立场,这种怀疑的立场是对“怀疑本身”的反思和追问。我们为什么要质疑?我们怀疑的目的何为?——为进步而怀疑?为凸显自我而怀疑?亦或为民众利益而怀疑?如果将怀疑、质疑仅仅成为一种时尚,一种流行话语,甚至将“怀疑”蜕变为一种文字游戏,一种口号,“真正的怀疑精神”——适度的、客观的精神——距离“寿终正寝”之日也不会太远了。如果将怀疑理解为一种适度,一种实事求是的批判精神和负责态度,那么“怀疑”才是我们真正应当追求和拥有的一种品质。

在当今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凸显的时代,在“创新压倒一切”的“消费时代”,我们的一切(无论信仰还是知识)似乎皆建基于怀疑之上:只有怀疑才能创新,才能解放自我,才能获得自由,一句话,怀疑似乎成了社会进步的“动力源”。然而这种“不假思索”、“不分领域”的武断怀疑亦将导致严重的后果,比如,在信仰领域的怀疑将导致“虚无主义”的产生。上世纪末崛起于西方的激进“后现代主义”破釜沉舟,用解构手术刀怀疑、反叛一切,价值、意义、德性、本体……乃至人们生存的理由,一切的一切都不存在了。由怀疑导致的“虚无”已构成人们生存的威胁,造成人们的“信仰”真空和精神危机。事实上,生活在十七世纪的西方人,已遭受过由“上帝退场”所造成人们精神上无家可归的焦虑与孤独,帕斯卡针对失去“上帝”监护的、所谓“理性人”的精神状态做过这样的描述:“我们是驾驶在辽阔无垠的区域里,永远在不定地漂流着,从一头推向另一头。……我们燃烧着想要寻求一块坚固的基地与一个持久的最后据点的愿望,以期在这上面建立起一座升到无穷的高塔;但是我们整个的基础破裂了,大地裂为深渊。”[7](P.33)谁能保证盛行于当下技术理性、实用主义、全球化不会把人们从一个“深渊”走向另一个“深渊”?

其实,这种充满质疑精神的现代性“背谬”亦在我国上演:“现代性”在中国的兴起解决了“人之基本生存”的问题,但现代性对传统文化的和质疑和“摈弃”,却在让人维持“生存”的同时,击碎了我们的共同的精神家园: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比如良知、诚信;比如淳朴、节俭;比如宽容、大度;比如同情、谦虚……。三鹿奶粉、黑砖窑、红心鸡蛋等事件的接连发生不断,日益“促逼”着我们的道德底线。人固然需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但人绝非满足于肉体的“物质性”存在,更有道德、价值、信仰的精神诉求。“仓廪实而知礼节”固然有道理,但是人并非只有到了仓廪实的时候才需要礼节。遗憾的是,尽管我们一再强调“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两手抓”,但“精神文明”却明显处于弱势地位,我们已为“经济人”的获得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更吊诡的是,持续不断的“怀疑”往往让人类又回到“原点”,以文艺复兴后为例,西人似乎在“之”字形上往复:先用“怀疑精神”对世界进行了“祛魅”如今则又着手“复魅”;文艺复兴时期反抗“专制”、追求自由,工业化时代又“逃避自由”;工业时代鼓吹“征服自然”,后工业时代又倡导“回归自然”……。这种不断重复着的“推倒、重建,再推倒、再重建”的游戏似乎构成了人类走不出的怪圈。两千多年前的老子曾有“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之感叹,难道人类的发展进展真的是一个闭和的圆?

亦因乎此,对于怀疑,我们应保持一种警醒的认识,谁能保证我们当下质疑、反对的东西不会复苏?人类历史时常会上演“惊人相似的一幕”。也许,对于怀疑,我们须借鉴康德的划界思路:在知识(科技)领域,我们要高扬怀疑之精神,发扬“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务实作风;在(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等触及生存意义、价值之领域时,则应始终保持一种敬畏、审慎之态度——万不可轻易否定之,因为人们须臾难离其精神依托和价值坐标:“一定要有一个定点,才好做出判断。港岸可以判断坐在船里的人;可是我们在道德方面以哪里为岸呢?”(帕斯卡语)[7](P.170-171)这也许是“适度的怀疑”的另一个含义。

如何在疑与不疑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保持一种“适度”,确实需要一种智慧。而这种智慧的习得,既需要我们不断追溯历史、回归经典并汲取古老的智慧;更需要从现实出发,时刻保持一种“实事求是”的“真诚”态度。惟其如此,怀疑才不至于被“误用”,“怀疑精神”才有可能真正为人类的进步提供强大的动力。

 

  

参考文献: 

[1] 儒、释、道名言经典[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

[2] 明空. 禅的故事[M]. 北京:新世纪出版社 2004

[3] 马克·奥勒留.沉思录[M]. 何怀宏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4] 王志远.呼唤东方文化鱼肚白的前夜. [EB/OI]. http:// www_china2551_org.htm, 2008-9-15.

[5] 朱熹 四书·孟子[M].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

[6] 杨立军.书摘[J]. 从三大名校看美国精英式教育,2007,(7).

[7] 帕斯卡. 思想录[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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